[端傳媒]關於愛,Erik Olin Wright教我的事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賴特 Erik Olin Wright。 圖:網上圖片

原刊於端傳媒

按:這篇文章得到不少好評,而我發覺那些好評很多都是來自跟我差不多年紀,二十尾三十頭的女性知識份子(for lack of a better term)。大概我們的思想軌跡都有相似之處,走過了風風火火的青春,關心過戰亂革命政治甚麼甚麼主義,到了不得不好好思考人生的年紀再回頭,卻發現那些甚麼甚麼主義都是在「我」以外存在的。但我和這社會的關係是甚麼,我和我所面對的限制怎麼和解,這些主義可以幫到我嗎?我對這社會有這麼多控訴批判,但然後呢?然後我又可以怎樣?這兩年思考的大都是這些問題,經歷低潮又逼使自己想得更多。我還是關心那些戰亂革命政治,但我也對自己看世界的目光﹑位置和角度,有了更深刻的體認。數年前讀郭梓祺訪趙廣超,趙說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我覺得生命可能就是這平衡的搖擺,從這裡頭辯證你要堅持的究竟是什麼。你執於一者都會死,最少是無奈。」人生是辯證的過程,我不覺得內向的自我追尋就比外向的社會批判低等,因只要人活在社會世界中,是裡面的一顆random variable,他的人生就會跟結構互動,從而模塑它,改變它。這也是一種辯證,能動的就是辯證。祝福大家都活得更好,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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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初冬的大學城最迷人,沒有澟洌寒風,連雪也是溫柔的。

我記得那天下著毛毛細雪。我下了公車,走一小段路,轉往有一列典型美國小屋的長街,兩旁都是被白雪覆蓋的灌木,枝椏形態隱約可辨。我在一間看起來不甚起眼的房子前停下腳步。Erik因車禍受傷不便應門,一早囑我自行從通往廚房的側門進屋,我卻是方向盲,繞了一圈找不著,唯有嘗試拉開前門。最後因我形跡太可疑,一老人家(後來知道是他的岳父)前來開門:請問找誰?我說我找Erik,我是他的學生。

我口中的Erik,即是Erik Olin Wright(埃里克.奧林.賴特)。在美國社會學界,這大概是無人不識的名字。美國社會學擅長培養各專業領域的專家,卻鮮有培訓出大師級的社會學家,而Erik Olin Wright算是社會學界碩果僅存的大師級學者。學術生涯前期,他專注於以分析馬克思主義方法重構「階級」概念,後期則專注「真實烏托邦」的研究。那時我申請美國研究院,給各社會學系所教授發了一堆電郵。沒有人想搭理只在申請階段的研究生,結果杳無回音。可是,當中最有名氣的Erik卻不止回覆了我的電郵,還跟我談了幾次視像通話,讀了我的論文,給了我許多鼓勵。後來我真跑到威斯康辛去,也有一半是因為Erik。

那個冬日下午,Erik坐在輪椅上,在家中窗明几淨的客廳跟我談了兩個多小時。我們從他的童年談到研究院生涯﹑六﹑七十年代的學運經歷﹑太陽花和雨傘﹑以及美國出乎意料的大選結果。然後也談到我。我跟Erik說,兩星期後就要回香港結婚了,有點不知所措。又半開玩笑的說:「好像有點從此被困的感覺,有點怕。」

Erik聽了卻很高興,把我拉過去擁抱我,在我臉上親了一下。他拉著我的手說:「恭喜你。我肯定,你的生命一定會更好,更完滿。」

起身告辭時已近黃昏,我在暮色中走回公車站。回家途中回想方才對話,卻不免有點疑惑——Erik作為一名激進左翼,一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為甚麼會對愛情或婚姻如此信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不是說一夫一妻的婚姻不過是維持資本主義的制度嗎?而左翼一向也有不少「毀家廢婚」的呼聲。

爾後沒再跟他談過婚姻的問題,心裡卻一直想著,終有一天要拉住他好好問一下。終有一天。

後來卻再沒機會。在與白血病搏鬥十個月後,Erik在上月二十三日溘然長逝,終年七十一歲。

「真實烏托邦」


後來,我似乎在Erik對超越資本主義的主張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在學術生涯後期,他把全副精神投放在「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s)的研究計劃上。「真實烏托邦」是針對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潮流之回應,故它除了是社會科學,更是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柏林圍牆被高喊著自由的人群推倒,中蘇東德等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崩潰坍塌以後,資本主義成為了毫無疑問的勝利者,甚至有人提出了「歷史終結」的說法。無疑,資本市場為許多人帶來了大量消費品和生活便利,也確實改善了不少人的生活質素。但它也同時帶來了貧富懸殊,令許多人陷入極端貧困且無法脫身;在對利益無窮盡的追求中,自然環境也被肆意破壞,逼使我們面對前所未有的生態和氣候危機。在絕望中,有人將改變的希望寄諸革命,有人希望回復戰後黃金三十年的那種凱因斯(凱恩斯)主義福利制度,有人建立樊籬自絕於資本世界的天羅地網。

Erik認為,過去一世紀的歷史已經說明,資本主義是萬難被毀的制度,無論是暴力革命﹑福利主義還是縮減消費的那種文青生活,都無法為人類整體帶來長久的幸福。中蘇那種高壓統治沒有實現民主平等的理想,但它們的路絕不是唯一的路。人類是有別的選擇的。

在《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一書中,Erik斷言暴力革命可帶來平等民主社會的可能微乎其微,並呼籲對平等社會有深切追求的人,放棄先全面摧毀資本主義、然後才再進行建設的想法。「真實烏托邦」非對完美世界的空想,而是兩種戰略主張的混合體——第一,我們不能放棄國家層面的影響,必須推動全民基本收入等積極政策;第二,即使資本主義仍然支配人類生活,不代表我們不能在它給我們的種種規限之中,建立有我們理想世界樣子的組織。

Erik最喜歡用的例子是維基百科,它不依資本主義模式運作,但它的生產力卻異常驚人,甚至破壞了此前存在了三百年的通用百科全書市場。又例如工人合作社,它的生產模式顛覆了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邏輯。凡此種種,Erik說——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完成的「真實烏托邦」,將這種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推而廣之,才能鬆動結構。歸根究柢,「真實烏托邦」說的就是:不是只有推翻了所有限制,我們才能建立自由幸福的社會。真正的建設是可以就地進行的。

我當然無法在幾百字內完整闡述「真實烏托邦」的願景,但對我來說,整個理論邏輯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限制無處不在,但人類是有能動性(agency)的。所謂歷史就是人類積極改變結構的故事。如果不體認這一點,我們完全不必再談論改變世界。

這是社會學中老掉牙的「結構—能動性問題」(Structure-agency problem)。社會學家總是很愛講「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那就是一切個人的問題都有其社會根源,因為人自呱呱墮地的一刻起,就生活在客觀存在的社會世界中,並受其束縛左右。可是,反過來說,人類也不是沒有思想沒有感覺的生物,我們對美好的生活有所追求,我們擁有自我意識,能夠觀察世界,解釋世界,並且會以行動來改變世界。限制必然存在,但它不是一塊永遠踢不動的鐵板。也只有相信人可以改變這些限制,理想才有意義,不然,它就是缺乏實際行動的浮思而已。

限制與創造的可能


就是在翻譯Erik生前寫的,關於「真實烏托邦」的文章時,我解開了兩年前的疑惑。

兩年前Erik跟我說「你的生命一定會更好,更完滿」,不是否認婚姻是束縛的事實,更不因婚姻或愛情本身必然會為我帶來幸福。他所寄予信任的,不是婚姻制度或愛情,而是我。他相信的是我。他相信我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在世界加諸於我的規範和約束之間,創造我想要的生活,一種超越我所面對的限制的生活。

恩格斯說,家庭關係只是資本主義的共構關係,女性對於家庭的付出被視為資本再生產的重要條件,而一夫一妻的婚姻只是父系社會歷史性摧毀母系社會的產物……這一切,在超過一世紀後,我認為還是擲地有聲,但這些都只是婚姻的一個面向。如果我自覺只能受其制限,而完全不相信我的思想行為能夠改變它,那麼我作為人幾乎是全無意義的。從婚姻推到職場,推到罷工罷課等行動——如果建立在剝削與不平等之上的勞動關係真的完全無法推翻,如一堵高牆般永遠聳立,這些行動說到底也毫無意義,浪費時間。

Erik曾對我說,如果只因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下,就覺得甚麼都是「資本主義」,甚麼都貼一個「資本主義」標籤的話,那我們只能當一個三流的社會學家,永遠到不了見山不是山的境界。如果歷史已經有終點,如果一切都已經由冥冥中某些神秘的強大力量(那怕是甚麼自然法則還是辯證法也好)替我們選擇好了,那麼我們為甚麼還要苦苦掙扎?何不躺著乖乖的接受命運?唯有把目光收窄,我們作為以研究人的生存狀態為志業的人,才會看到原來所謂劃時代的歷史變遷,可能都是由背逆限制與規範而行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起。

那微不足道的小事,既然可能是Erik愛講的維基百科,那麼又為甚麼不可能是婚姻?我想起,曾聽過一些Erik還是年輕教授時代的軼事——那時他和妻子Marcia剛剛生了孩子,Erik會抱著女兒跟研究生上課,女兒哭了,還要把她抱到一邊換尿布。到了今天,家務是女性範疇的思維還是頗根深柢固,何況那是七十年代末。五十二年來,Erik和Marcia用行動告訴所有人,甚麼是真正互相尊重,扶持,愛護的婚姻。說到底,社會主義的理想不就是這樣嗎?平等的,互相支持的愛情或婚姻,真的就因為婚姻是束縛而不可能存在嗎?

Erik和Marcia相濡以沫逾半世紀,走到最後仍然互相扶持,Marcia每天為病榻中的Erik張羅起居飲食,照顧他一切需要,在他床邊給他唸他最愛的小說。那些老套的婚禮誓詞,甚麼執子之手,與之偕老,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大抵不過如此。誰看到他們會不相信婚姻呢?我有時想,他的人品無可挑剔,就算對一個只在申請階段的博士生也還是關心備至——大概也是因為這種有點傻,有點天真,但叫人肅然起敬的理想——別人看到你可以活成這個樣子,就會希望自己也能活成那個樣子。所謂改變就是由這種小事而起的,就連過渡到平等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都一樣。

說到底,如果執著於純粹與同質,只會令我們無法坦然接受異質與複雜性,只能永遠等純粹的世界出現。純粹的世界到底不存在,可見將來大概也不會存在。如果乾坐著等待完美的愛情,完美的社會,等待烏托邦如神明般降臨,我們甚麼時候可以開始真真切切地活著,甚麼時候可以用可眼見的事實告訴別人:這樣的世界是可能的,美好的生命是可能的?誰會和你一起建設那個幻想中的美好世界?有些人在婚姻以外建設這種可能性,有些人選擇在婚姻以內活出平等﹑尊重與愛。建設美好將來從沒一條非走不可的路。

「你的生命一定會更好,更完滿」。我想,更好更完滿的意思,大概就是人在限制中會更謙虛,更實在,從而更明白自己與他人所處的位置吧。

愛這個世界


兩星期前,Erik的眾多學生收到他生前好友和遺稿執行人,柏克萊著名社會學家布洛維(Michael Burawoy)發給我們的電郵。布洛維說:「可能你們如我一樣難以接受失去Erik的事實。我從未想像過,有一天,世上再也沒有Erik Olin Wright這個人。他總是渾身散發著樂觀精神﹑智慧和愛……而我們必須竭己所能,把這些精神傳承下去,despite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world.」

「Despite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world.」我覺得,Erik令我相信,茫茫世間,人類所有能理解和感知的所謂愛,到了最深最盡處,都是在世間一切約束與限制中竭力創造希望與幸福的過程。而在人必須經受的約束中,又沒有一種比死亡更必然確定。在得悉生命只餘下數星期時,Erik寫下這樣的話:

「對於死亡,我無太大掙扎。我為很多事情感到悲傷,尤為家人感到悲傷,但我沒有懼怕。以往我已寫過這一點,我的感受沒有改變。我不過是一束星塵,因著偶然,散落在銀河此一角落。在這裡,有些星塵以複雜的方式聚在一起,故有了「生存」的狀態;又,更複雜的是,這些星塵也有了意識,而且知道自己擁有意識。多麼神奇——星塵不過從超新星爆發而來,本無生命,卻因偶爾以複雜方式聚集,故有了自我意識,並能感知自己的存在和意識。這是浩瀚宇宙間至高無上的光榮。也許這是有終點的。這個複雜的組織將會結束,而這束星塵,令我之所以為我的這束星塵,也將冰解雲散,返回一般的形態。這本無可奈何。人類作為有創造力,有幻想力的生物,總有辦法在星塵散盡後,延續自身之存在。那也不錯。」
在即將要離開世界的那些日子裡,他充滿了不捨與悲哀。依戀世間非因它完美無瑕,而是即使它千瘡百孔,人類還是可以靠著創造力和幻想力,在荒土間埋下種子,期待花終有一天開至漫山遍野。他渴望留下來見證這個未來,因他愛這個不完美的世界。

謹以此文獻予我親愛的老師。Erik,謝謝你教我的事。願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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