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導讀: 伊朗與西亞的未來




伊朗與西亞的未來——《伊朗》導讀

每當有人問我為何關心伊朗,我總是回答:西亞是現代政治的角力場,而伊朗又是西亞的核心。不是幅圓更廣的沙地阿拉伯,不是在兩次廣場革命後政局動蕩的埃及,不是位處西亞邊陲的土耳其,是伊朗。

地理上,伊朗位處西亞中心:東接中亞地區﹑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北連高加索;西面與土耳其及伊拉克接壤;南面與阿曼﹑沙地阿拉伯﹑卡塔爾﹑科威特﹑巴林等國隔波斯灣相望。伊朗面積在西亞地區僅次沙地阿拉伯,人口卻是其兩倍不止。

政治上,伊朗在西亞與許多在地組織淵源甚深,諸如長年對黎巴嫩什葉派真主黨(Hezbollah)提供金援及武器,又與巴勒斯坦民族反抗組織哈馬斯(Hamas)有緊密連繫。更重要的是,伊朗長期對多國的在地軍事武裝組織進行嚴格控制,對真主黨的影響力更甚於敘利亞(相反,海灣國家雖多有金援遜尼派武裝組織,對這些組織卻控制不力)。一九七九年,蘇聯進軍阿富汗,美國因而扶植蓋達組織等遜尼派武裝組織「聖戰者」對抗蘇聯影響力,卻「不小心」孕育了將來掉轉槍頭反美的拉登,反倒讓在戰爭中支持北方聯盟的伊朗擴大了在阿富汗的影響力。

經濟上,伊朗擁有世上第四大的石油儲量,以及世界第二大的天然氣儲量。在去年初西方各國解除對伊朗經濟制裁後,各石油公司對伊朗油藏又再次虎視眈眈。

正因如此,我為光現文化將保勒的《伊朗》帶進華文讀者的視界中感到欣喜。我在初踏足伊朗時,就讀過保勒這本標題平易近人,但分析簡要精闢的著作。保勒在六十年代受甘迺迪政府之邀加入國務院,專責西亞及北非(「MENA」地區)研究,並在任內經歷古巴導彈危機。保勒的政治取態,在他行文中不難看出,例如形容兩伊戰爭後小布殊政府針對伊朗的秘密行動(如在伊朗領空擊落民用客機),就隱隱有保持批判距離的態度。

保勒的書資料翔實,也在可能的範圍內,精彩呈現伊朗的歷史面貌,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入門書。然而我希望讀者注意的是,保勒的作品呈現的依然是一種美國視角。他在作品中詳盡說明伊朗二十世紀各種歷史沉痾的目的,是回應美國在外交上其中一個最大難題:「我們究竟該拿伊朗怎麼辦?」

保勒作為歷史學者

保勒曾仕政府機關,但他的另一重要身份是歷史學者,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學成於哈佛,後執教於哈佛及芝大。在評論保勒的歷史書寫前先岔開一下,略談西方學界對於「底層」(subaltern)及中東的研究傳統。

七十年代末,本身是巴勒斯坦人的薩伊德(Edward W. Said)出版《東方主義》一書,批評在西方學界對東方的論述以及史學書寫中,將東方置於「他者」的地位,以此突出西方的優越性。在此前的東方學研究中,西方常被塑造成文明﹑理性﹑進步的象徵;而東方則神秘﹑奇詭﹑混亂——薩伊德提出以西方為中心的學術研究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以此為西方文明在政治經濟上的霸權合理化。八十年代,西方學界開始紛紛提出「後殖民史觀」,旨在以摒棄以西方為歷史發展中心的視角;八十年代末,著名後殖民理論家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在論文「Can the Subaltern Speak?」(「底層能夠發聲嗎?)」 中,就循薩伊德思路,指出西方學術思想完全是為其政治經濟利益服務。

而書寫中東歷史,除了須注意著史者與主題之間的權力關係。在本書中,保勒有時仍無法脫離西方學術觀點的制約。例如保勒書寫德黑蘭美使館人質事件,就將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形容為「將學生的行動視為他在革命中的新工具」,而且脅持人質的行為是「醜陋」的。無疑脅持外交人員有違國際外交慣例,也算是新政權的一步愚棋,但為何美使館成為目標,保勒卻著墨不多。同時,他將零九年的伊朗綠色革命比喻為八九天安門事件,也頗為不當。

然而不少英文書評將保勒的書形容為「充滿人道主義」,也並非完全是溢美之辭。對中東或用「人道主義」形容保勒的治史方式,或許只是讀者主觀解釋;事實上,精確﹑認真的歷史研究,本身就應保有「人」在其中的主體性與能動性(agency)。正如保勒自己言及,他厭倦把人壓縮成棋子的戰略模型遊戲,因為「伊朗人是活生生的人,他們不是遊戲裡的棋子」。社會學家莫頓(Robert Merton)對人類行為研究提出了「非意圖性後果」的理念,意即不能將結果混淆成參與者的意圖。看似簡單的概念,卻是不少西方學者在書寫西亞時犯下的錯誤。

伊斯蘭革命令伊朗脫離一世紀以來的英美殖民主義宰制,但既沒有帶來民主,亦不見得有為普通人帶來更好的生活,而新的伊斯蘭政權仍然專制;但那並非一九七九年上街進行反美遊行的伊朗人的意圖或願望。我曾跟一位伊朗政治學教授在往亞美尼亞的途上談天,他年青時在印度求學,在伊朗爆發革命那年回國參與,希望見證祖國變天,為伊朗達成自主出一分力。今天說起伊斯蘭革命,他卻說那只是一個「幌子」,背叛了伊朗人。保勒認清了這一點,把革命令人失望的結果,與伊朗人和什葉派信徒所渴望的結果區分開來。此外,他也否定了什葉派擁有好戰本質的說法。

伊朗與西亞政局

最後我希望略談兩個將影響西亞穩定的因素:伊斯蘭國和特朗普。讀者在閱讀此書時,可按圖索驥,理解現時西亞複雜情勢的歷史緣由。

執筆之時,曾在西亞及非洲部份地區瘋狂擴張的伊斯蘭國(ISIS)的版圖,已經比最高峰時減少約三分之二。伊斯蘭國是史上最富可敵國的武裝組織,因它不如其他武裝組織般只依賴金援,霸佔伊拉克地區的油氣設施並走私買賣石油,才是他們的真正致富方法。隨著伊拉克軍方針對伊斯蘭國的攻擊收效,收復法魯賈(Fallujah)等重要據點,伊斯蘭國的資金來源被大幅削弱。另外,是隨著領土縮水,伊斯蘭國的稅收也急速見底,使得他們必須削減行政開支。武裝組織的恐怖手段與官僚政府運作之間的矛盾,也是將來值得學者研究的問題。

有趣的是,在伊拉克打擊伊斯蘭國的軍隊,除了伊拉克軍方,還有什葉派民兵「人民動員」(The People’s Mobilization)。這支民兵由伊拉克的什葉派大阿亞圖拉(ayatollah)呼籲成立,跟伊朗關係密切,受伊朗提供技術援助和訓練。伊拉克軍隊積弱,故「人民動員」已成為伊拉克打擊伊斯蘭國的重要地面力量。美國雖有參與收復法魯賈的戰事,但將參與限於空襲;且美國希望優先收復摩蘇爾(Mosul)地區,但伊拉克軍方卻先攻擊法魯賈,某些評論認為這是伊朗對伊拉克影響力逐漸超越美國的證據。不要忘記,海珊政權是世俗遜尼派政權,由一向在西亞實行「拉一派打一派」政策的美國扶植,也由美國推翻;但伊拉克大部份公民都是什葉派信徒。一九八零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海珊正是因為恐懼境內什葉派隨伊朗腳步作反,而對伊朗發動戰爭。

美國零三年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為由出兵,推翻並處死了海珊,之後卻任由伊拉克成為失敗國家,直接催生伊斯蘭國組織。當年小布殊在林肯號軍艦上宣佈對伊戰爭「Mission Accomplished」,如今看來只有無比諷刺。經過多年混戰,伊拉克已分崩離析,美國對某些地區的控制恐不如前;而伊朗正是有力跟美國在伊拉克比拼影響力的政權。

去年年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對美國內外都是一枚震撼彈。上任未足半年,特朗普內政弄得一團糟,政府醜聞與人事變動不絕;正因如此,特朗普更需要在西亞地區製造對立張力,一場戰爭足可化解他無法「把重工業帶回美國本土」﹑「將美國軍力提升至歷史高點」的尷尬局面。特朗普的外交修辭其實跟小布殊有相似之處,在競選時多次聲言將全面毀滅伊斯蘭恐怖主義,又在就職時表明將團結「文明世界」對抗伊斯蘭恐怖主義。

特朗普向西亞伸向的利刃,其實正正指向伊朗。最近沙地阿拉伯與埃及等國與卞塔爾斷交,理由正是卡塔爾「與敵為盟」,當中的「敵」就是指伊朗。沙地對伊朗和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的指控當然是無比虛偽(沙地本身就出口了右翼瓦哈比主義),但此前沙地剛與特朗普簽署軍售協議,相信正是特朗普撐腰,沙地才會作出這種「肅清」不聽話的盟友的舉動。六月初德黑蘭遭恐襲,特朗普暗示伊朗其禍自招,說「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也可能遭恐怖主義所害」。我相信特朗普在西亞的計劃,是逐步孤立伊朗,為在伊斯蘭國被擊敗後的西亞,跟伊朗爭奪控制權作準備。

伊朗與亞洲

我已兩三年不曾踏足伊朗。走上學術路,自由的時間少了,今年本希望重返伊朗採訪,結果還是無法成行。英語中的「revisit」除「重返」外,也有「重溫」之義,這本書除讓我重溫伊朗動蕩的歷史,也讓我想起當地的許多人事。我想起,前文提過那位伊朗老教授跟我說過:「我們伊朗人不是甚麼中東人,我們跟你們一樣,是亞洲人。」故我還是喜歡棄「中東」而稱「西亞」,除了因常想起老教授慈祥溫藹的聲音,也因他們的歷史經驗,與身處華文世界的我們,畢竟有著許多可堪觀照之處。謹以此文作本書的一點引介。



陳婉容

《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作者》,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曾親身採訪二零一三年伊朗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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