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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奧地利左翼勝選總統,宣告「共識政治」末路




奧地利總統選舉決選剛告落幕,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綠黨黨員范德.貝倫(Alexander Van der Bellen)以0.6%(50.3%對49.7%)之差,擊敗了極右翼奧地利自由黨(下稱「自由黨」或「FPÖ」)的霍費爾(Norbert Hofer)。奧地利總統沒有實權(話雖如此,在極端情況下,奧地利總統仍有拒絕任命首相及部長的權力),總統選舉因此與歐洲議會選舉一樣被列為較不受重視的「second-order election」。但這次選舉特別引人注目,因為選舉結果標誌了奧地利,以至預視了整個歐洲的政治版圖大逆轉:主流政黨失利,極右勢力卻有力問鼎國家權力。

極右政黨在歐洲崛起已經不是新議題,今次霍費爾高票落敗,證明極右已經有力利用選舉上台,光譜相近的政黨在其他歐盟大國(例如來年的法國總統大選)靠選票掌權的機會亦不容輕視。然而與其糾結於極右上台的可能性,筆者認為,奧地利大選結果最值得注意、最有啟發性的地方,反而是范德貝倫的勝利。

不理解極右崛起的原因,單單以為極右是在政治邊緣把弄無知群眾的一群小丑,又或者以為歐洲各國完善的民主制度足以制衡極端政治,絕對不可能真正阻止極右上台,今次奧地利大選的結果就是對這些想法最好的警號。

我們要問的是,為何綠黨的范德貝倫以些微差距擊倒在初選遙遙領先的霍費爾,而奧地利中間偏左大黨「社民黨」(SPO)卻在第一輪選舉中就被淘汰 ?我認為群眾選擇左右兩翼,而非社民派這種中間派主流政黨,正正是對於尋求共識的「成熟民主」的厭惡及反彈。
奧地利自由黨的前世今生

極右在歐洲捲土重來,主流解釋是難民與移民湧入歐洲,極端保守主義與排外思潮是「自然」反彈。然而雖然歐洲各國情況皆有不同,極右崛起最少應追溯至1990年代初,歐洲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之後,已是各歐洲極右政黨開始在選舉中受群眾支持之時(法國「國民陣線」、奧地利的「自由黨」都是在90年代始走入主流)。

當然歐洲黑暗的納粹、法西斯主義歷史也不能忽視,自由黨起源正是奧地利的納粹餘黨為挑戰社民黨、人民黨兩大黨而成立的第三勢力聯盟。1956年正式成黨後,第一任黨魁即為Anton Reinthaller,一名前納粹黨衛軍旅長。不過成立初期至80年代,自由黨的支持度都極低,80年代初期自由黨因而實施了一系列溫和化措施,務求抹去極右痕跡,進入主流政治。

要談現在的自由黨,就必須談將自由黨一手由邊緣推入主流的海德爾(Jörg Haider)。父母皆為奧地利納粹黨員的海德爾在1986年接手自由黨,隨即將該黨定位成反對「由精英聯盟把持政治」的抗議黨。80年代末,他主要主張國營企業私有化,低稅率和營商自由等與主流自由右翼重疊的政策;但自90年代開始,自由黨的焦點開始偏離傳統的政治及經濟政策,轉向種族主義、反移民、反精英、反歐盟等「另類」民粹議題,因而吸納了大批工人階層的支持者。他成功重新塑造了「我們」、「好奧地利人」的形象:勤奮、傳統、愛國愛家的草根階層,與「崇歐媚外」、「出賣奧地利傳統」、支持全球化、支持引入移民,及收容難民的精英形成強烈對比。

一手將精英放於對立面的同時,海德爾亦一手打擊「非好奧地利人」,包括依賴社福生存的人士、弱勢社群、少數族裔,與「勤奮奧地利人」形象不相容的所有族群。1999年,自由黨出乎意料地勝出了國會大選,並且跟第二位的人民黨(ÖVP)組成了聯合政府。當時海德爾由於過具爭議性,由人民黨的許塞爾出任首相。自由黨進入奧地利國會,是歐洲戰後針對極右之cordon sanitaire(法語,意即「隔離」)的政策失效的跡象,即無法將極右政治活動、政黨等隔絕於民主政治之外。當時歐盟成員群起杯葛其聯合政府,今日歐盟眾多成員國的議會皆有極右議員,極右之成功已是不爭事實。

第三條道路與大聯合政府的沒落

故此,海德爾除了是現代奧地利的「極右始祖」,還是90年代初歐洲極右反撲的先鋒。雖然歐洲各地在世紀初各有零星右翼活動和思潮,但真正成形壯大的只有德國納粹及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可參見社會學家Michael Mann的著作《Fascists》)。90年代初歐洲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受經濟及人口壓力最大的,亦是統一東西兩邊的德國。那麼為什麼奧地利極右會成為歐洲首批進入選舉民主的政黨?

首先,極右並不是納粹的借屍還魂。無論是選民組成、吸引的階層、政治主張、崛起的脈絡,以至代表的群眾精神,極右都與納粹相去甚遠。現代極右是現代民主的衍生物,現代民主的病狀(pathology),更精確的說法是:現代民主「不民主化」的病狀。

在主流政黨中間化,遺棄工人階級選民的福祉及權利,轉而吸引中產票源和企業獻金之時,民主對於低下階層就成為了徒具空殼的制度。認為極右是把弄選民的小丑,而支持他們的群眾是教育程度低下的無知人民,只是自由主義者的盲點。

實際上奧地利極右受到支持,正正是因為人民想要民主,希望從長期壟斷奧地利政局的「大聯合政府」手中奪回民主。許多關於奧地利極右的量化研究都證實了這一點。自由黨那些與精英對立的呼喚,因而引起了許多被主流政黨遺棄的工人階級之共鳴。

「大聯合政府」(grand coalition)指的是戰後奧地利的兩大主流政黨──中間偏左的社民黨(SPÖ)和中間偏右的人民黨(ÖVP)。19世紀中期民族主義崛起,奧地利的德國人分成三大陣營( Lagermentalität):人民黨所代表的,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保守天主教派;社民黨代表的左翼社會民主工人黨,還有由自由黨代表的泛德意志民族自由主義者。由於民族自由主義者在戰時跟納粹合作,在戰後長期被邊緣化,奧地利政治由社民黨及人民黨兩大黨完全壟斷。自1945年起絕大部分時間,歷任奧地利總統都來自人民黨或社民黨,或以獨立身份參選,但實際由兩大黨之一支持。兩黨並且長期壟斷奧地利的公共資源,連在通信局謀職,都必須是兩大黨其一的黨員。

這個穩定的大聯合政府,卻在90年代後開始失去支持。大聯合政府的沒落,首先要歸因於兩黨各自代表的歷史陣營隨着政經環境改變而逐漸瓦解,意味着兩黨流失其傳統選民。在全球脈絡而言,70年代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台譯布列敦森林體系,指1944年7月至1973年間全球大部分國家加入以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中心的貨幣體系)宣告消解,加上中東戰爭引發的石油危機令歐美國家面對沉重經濟壓力,80年代標誌着歐洲各國放棄戰後的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萎縮,私有化、市場自由化成為了「進步」的通則,這些是我們今日說的「新自由主義」。

面對全球結構轉型,社會主義不再被視為社會的其中一種可能性,歐洲國家的左翼政黨,例如英國工黨、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民黨等,都在90年代進行了「中間化」轉型。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提倡工黨成為「激進中間派」,全面進行「去激進化」轉型,放棄其左翼理想,放棄代表工人階級,放棄(及被迫放棄)工會組織,轉而以逐漸壯大的中產階級為目標。至於低收入階層、工人階級,則被主流政黨視為被時代拋棄的一群,在新自由主義的新世界再沒有位置。因此,當有主流兩大黨以外的第三勢力出現,這些階層的選民就會很容易覺得受到代表,自己的聲音能夠重新進入民主政治之內。

如果對比今次奧地利總統大選與去年的英國大選,就會發覺主流政黨中的偏左翼(英國工黨、奧地利社民黨)的低下層選票繼續大量流向極右政黨。而對比霍費爾和范德貝倫在各階層中的得票,可見在藍領階層中,霍費爾得票率為86%,遠遠超過范德貝倫。歐洲各極右政黨的票源皆類似,如果查看去年英國大選工黨在最低兩個社會層級中的得票,應該很難相信工黨曾代表全國三分之二的工會。


身份政治的崛起,伴隨的是階級政治的沒落。奧地利大選再一次宣告,過去30年歐洲的「共識政治」已到末路。

中間派民主崩潰,得益不止極右

在文首提過,范德貝倫勝出才是奧地利大選對於歐洲抑壓極右最大的啟示。范德貝倫現年72歲,是綠黨前黨魁及經濟學教授,今次以獨立身份參選,但仍接受綠黨的財政支援。在許多保守派人士眼中,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左翼分子,但其實他在左翼分子眼中應該一點都不「左」——以困擾歐洲多時的難民問題為例,范德貝倫反對歐盟對難民設下的收容限額(他本身是愛沙尼亞難民之子,有俄羅斯血統),同時不忘強調奧地利雖是個開放、包容的國家,但完全沒有經濟移民的位置。雖然比對手霍費爾年長近30年,他的選民卻多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跟與希拉莉(希拉蕊)爭逐提名的美國民主黨人,現年75歲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工黨新黨魁,令工黨支持度起死回生的郝爾彬(Jeremy Corbyn)有頗多相似之處。

中間派民主崩潰,得益的其實不止極右。環顧歐洲,左翼政黨如西班牙的Podemos,希臘的Syriza等,都成為了國內的重要政治勢力,並在選舉中擊敗極右上台。過去30年,很多逐漸沒落的主流政黨卻以更趨保守來回應時代的挑戰,那恐怕是誤判了極右崛起現象背後的本質。比利時學者穆芙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將新自由主義奉為不能被挑戰的價值之前提下,代議民主的意義必然會被褫奪。主流政黨將民主同質化、溫和化,左翼政黨放棄代表低下層人民,為極右政客開拓了大量政治空間,更為種族、移民、罪案、極端宗教及反女性主義等「另類議題」提供了大量受眾。

有人說,水髒了,難道要將嬰兒和污水一同倒掉?可惜的是,主流傳媒甚至政客面對極右時的嘻笑怒罵,頂多是完全搔不着癢處的自娛之舉。奧地利有不少人認為自由黨只是一群「以為自己是納粹黨的無聊富家子」,或許這種說法有其真確性,但卻無視了他們真實的影響力,亦無視將他們帶入權力核心的結構性問題。

美國11月又將舉行大選,自由派(尤其是希拉莉支持者)那一副老神在在,只把杜林普當成「攪局者」、「小丑」、「自大狂」的態度,確實叫人擔憂。說到底,極右翼的崛起是結構性問題,而且不只局限於歐美,還有體系邊緣的民主或局部民主國家。個體的質素或自主性,在史無前例(或只有1930年代一例)的極右反撲潮流中,幾乎可以說是無關重要。無疑,我們不應將民主和極右翼一起倒掉,可是民主當中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必須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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