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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情人節專題]愛的渴望、虛幻,與辯證的可能



(按:這是端傳媒的情人節專題,也是我第一次寫愛情。我想這篇稿也是很符合我性格的。無論現實多麼晦暗,我還是要下樂觀的結論。葛蘭西不是說「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ual, optimism of the will」嗎?談到心裡最柔軟的部份——說我不夠聰明也罷——更應如此。)

近來很流行談論愛。或者,是一直都很流行談論愛。

特區官員們說不要搞事才是愛香港,本土派說起來抗爭才算是愛香港。政治語言之曖昧弔詭,正是在於其既確定又不住浮蕩的本質。一個香港,大家搶着表示愛慕;在網路上發言尤其戰戰競競,「利申」(利益申報)的網路潮語宣告非友即敵的兩極化政治的崛起,你是香港人,還是新香港人,你愛的香港是誰的香港,你有沒有資格愛香港,你愛香港比不比我多?

我想起了兩個人:馬克思和鮑曼。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說,從工業革命伊始的現代性鋪天蓋地地開展以後,「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在19世紀歐陸,火車的出現顛覆了時間與空間的關係;曾經人的一生所能接觸的世界,大概就離他出生之處一兩個村莊的範圍;現在隨着資本積累的步伐,火車帶各處的人們離開原生家庭與家鄉,抵達五光十色的大城市,接觸各種形形色色的人。我們卻也脫離了穩固不變的人際關係網,在城市裏愈來愈孤獨,愈來愈不安,封閉於科技帶來的,虛假而脆弱的人際紐帶之中。

堅固的事物都消散了,鮑曼說,我們現在身處的現代性是液態的(liquid modernity)——我們孜孜不倦地要跟着全球流動的資本跑,即使我們永遠都追不上。無論是家庭、愛侶、朋友、工作,都成為了隨時可改變的液化狀態。在消費社會裏,所有東西都有賞味期限,包括我們常常用來跟「永恆」扯為一談的「愛」。

我們天天辯論誰愛得多,卻少有人問起,我們為何愛,為什麼偏要愛。不理政治本來最好,埋頭談男女(或男男/女女)之情風花雪月,或許比栽進從不曾讓我們感到幸福的政治,來得輕省。然而我們卻無法擺脫,兩種「愛」的語言之同質曖昧:我們喊愛的口號時那麼激烈,真正愛的時候舉步維艱;我們陷進這種被資本主義接管的愛愈深,帶給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就愈深。

在情人節說愛的黑暗面,似乎有點煞風景。但,且聽我說下去。


族群之愛與工具理性

去年年底身故的東亞研究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現代政治學經典《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裏,提出民族主義只是現代性的產物,被建構的一種群體想像。在民族國家成為唯一的治理單位後,對外貌、語言、文化跟我們親緣性較強的群體之愛,就成為了國家把所有人連結在一起的紐帶。

世上有沒有國家不教你愛國?大概沒有。中國的愛國教育,在1989年後全速推動;香港還處於國民教育的陰霾之中;號稱世上最自由的美國,連在九一一後偷聽你私人通訊的法案,都諷刺地稱為「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然而這種被訓練成的民族之愛,卻也是資本主義的眾多矛盾(contradictions)的磨擦點:我們發現愛得愈深,隨着空間因為資本無限擴張而壓縮,我們愛的範圍,也愈收愈窄。我們開始排拒不熟悉的人,把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不安感全數推到「外人」上去,但同時不安感無法消弭,從二戰前的法西斯主義,到了近20年在歐洲各國崛起的極右翼團體,肇因都是極端民族主義。

那是為什麼?真的是「愛的反面就是恨」嗎?鮑曼認為,「愛鄰舍如同自己」的人性要求,跟資本社會裏提倡的那種工具理性,本身就有牴觸之處。一方面,我們高舉對所屬族群的愛,一方面我們被訓練成自利者,尤其在這個消費社會裏,除了無限放大自己的需要,利用資本霸佔更多空間和位置,以求更快速地積累更多資本,人生就沒有更重要的目標。恨不是愛的反面,恨從來存在於被資本主義模塑的「愛」裏面。

鮑曼說,崇尚理性,高效的現代性衍生了「造園國」(gardening state),對我們的利益無用之人,就不適合存在於我們「愛的圈子」裏,因此像雜草一樣,必須拔除。每個現代社會裏,因此都存在着大屠殺的因子;難民流離失所,窮人被驅逐到城市邊緣,新移民被排拒……我們在這種愛的圈套裏墮得愈深,就愈發覺愛的結果極其殘酷,因為我們每一次進行工具理性的思考,就知道我們愛的圈子只能愈縮愈小,才能繼續維持下去。

說到底,在這個現代性裏,在空虛的族群愛的語言裏,我們最終所愛,就只有我們自己。

互相取暖的戀人們

你說,在現代政治裏,權力與資本結合,自然黑暗。戀愛卻是人生一切美好的源頭,它造就了兩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的結合。原生家庭不能選擇,戀人卻是茫茫人海裏跟你剛巧踫上,然後彼此深深吸引,願意一起共渡人生的人啊。

我真的沒有污蔑愛情。我只是想說,愛情跟政治一樣,都被流動的現代性,模塑着它的模樣。

到了快要三十的年紀,朋友們紛紛告訴我:我覺得戀愛很累人。經歷了太多我愛他,他不愛我;他愛我,我不愛他;又或是我們相愛,但他另有伴侶。覺得戀愛累人,他們卻比從前更渴望找到戀人。年近三十,目標是要settle down。其中一個女友付錢參加了配對服務,兜兜轉轉,終於遇上一個會約她多見幾次面的男生。她說:「其實我還在努力愛上他。」沒有愛上就是沒有愛上,何必努力?「再不談戀愛,我會悶死。我見到人人雙雙對對的時候,心裏有多麼焦急,你又怎麼會明白。」

我想對她說,聽起來你的所謂「愛上」,不過是接受他作為一個共同消費娛樂、行街食飯打機的同伴而已。兩個自利者在一起,所謂各取所需,至於付出與建立,似乎只是一段關係裏的「添加物」,而不是基礎。鮑曼(跟大部分社會學家一樣)是一名「驅歡人」,他說現代人連生孩子,都不過是為了生孩子所獲得的歡愉,至於這個獨立生命之靈魂,父母們未必有興趣深究。連孩子都是娛樂自己,滿足欲望之物,又何況沒有血緣的戀人。

資本流動的需求愈大,我們被娛樂的慾望就愈發強烈,物質的流動為了滿足這些物欲,也愈來愈快:蘋果為了不像 Motorola 和 Nokia 般被消費者唾棄,只有瘋狂地推出新款的 iPhone,對iPhone5 的愛,半年後就會迅速被 iPhone6 取代。追完一套劇集就要換下一齣,然後迅速忘記上一齣的劇情。旅遊節目裏寰宇風情無限,我們渴慕巴黎的浪漫法式生活,京都的古都景色,里約熱內盧的拉丁風情,最終只求到處「插旗」,在世界名勝到此一遊,打卡上臉書炫耀一番。看見同齡朋友籌辦婚禮,又萌生「安定」之欲,幸福只有在臉書裏「放了閃」才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虛幻的。


在辯證中實現愛

鮑曼說,「欲望的實現意味消滅其對象,愛則與其所獲共同成長。欲望是自我毀滅的,愛則是自我延續的。」生於現代城市,我們已無法尋溯那種不曾被污染的,愛的原生狀態。那是不是我們就從此只能在流動的空間裏,如幽靈飄蕩,接受沒有人會與己共時,長相廝守的命運?

作為菜鳥社會學人,我大概應該找個最晦暗最悲觀的結論,跟滿街為寂寞都市男女而生的心靈雞湯書區別開來。然而我卻相信,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透過生命,辯證自己需要的愛是什麼。明知愛不堪一擊,虛浮而脆弱,還鼓勵人認真地愛,聽起來似乎有點像邪教。然而我們畢竟都是people in context,斷絕了與他人的連結,捨棄對愛的最後一點信任,不代表我們從此就會找到比愛更好的替代品。但我們可以在限制裏,相信愛有其創造性;正如在極權的限制裏,我們更相信最小的不服從行動,終有一天也可以推倒高牆。

在卡爾維諾的Difficult Loves(《困難之愛》)裏,收錄了一個關於攝影師的短篇小說。一個瘋狂地愛上攝影的男子安東尼,因為攝影而愛上了自己的模特兒,然後每日每夜拍攝愛人的一舉一動,直至愛人受不了,棄他而去。安東尼從此患上了憂鬱症,以瘋狂地拍攝來治療自己。作為一個生活上的哲學家,安東尼一直不斷思索攝影的意義——是不是只有那些「值得拍下來」的獨特時刻才有意義?是不是只有拍貧窮、死亡、戰爭,才有意義?安東尼撕掉了他拍過的所有照片,然後把那些碎片拍下來。他的結論是,只有繼續攝影,他才可以終有一天放棄攝影。

愛永遠艱難,只因愛需要辯證。唯有反覆地實驗,在挫敗裏窺見人在時局中的限制,我們才能明白愛的本質,並且用行動來重創愛的模樣。不去愛,我們永遠不知道為何而愛。愛不是一種暴烈的姿態,更不應該是空廢而暴力的族群主義語言。愛也不是情人節那天的九十九朵玫瑰,而是剩下那三百六十五天的交流,了解,相惜與相知。

如果你愛這片土地,那麼,就去連結裏面的人。檔販、清潔工、買菜的主婦、上學的孩子、手停口停的上班族、露宿者、公園裏的老人。愛不是喊口號的遊戲,是竭盡所有,讓他人的生命變得更完整。你說愛你的父母,子女,伴侶,他的人生夢想是什麼,為了完成他的夢想,你願意犧牲什麼?我們無法憑一己之力,衝破現代社會裏愛的種種限制,但我們大概能選擇成全所愛之人的人生。

祝情人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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