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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排外思潮,對難民潮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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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端傳媒。歐洲難民潮系列第一篇。)
歐洲難民潮因為敘利亞孩子屍體被沖上沙灘的照片,終於成為了新聞焦點。穿着紅衣和及膝牛仔褲的三歲男孩叫艾蘭(Aylan Kurdi),是敘利亞的庫爾德人,來自首都大馬士革。艾蘭出生時內戰已爆發,為逃避戰亂,艾蘭隨父母和五歲兄長移居土耳其。船難發生時,他們正要前往希臘,希望輾轉前往加拿大。

艾蘭終於不必再飄零了。孩子也不會知道自己倒臥異鄉的照片會引來歐洲輿論風波。在英國,卡梅倫政府因公眾壓力,宣布將收容4000名敘利亞難民。著名戰地記者Robert Fisk直言:「卡梅倫今次應該無法用他的公關手段淡化事件,因為艾蘭既不是黑人,膚色也不夠深,他長得就像一個普通英國的三歲男孩──他可以是Alan,或John,或David。」因為照片引來的廣泛同情(先不論這種同情心有多大意義),連著名右派小報《每日郵報》的態度都一百八十度轉變,前一天還在把難民形容為貪得無厭,想來歐洲搶工作,搶資源的有色人種,第二天就登出艾蘭的照片,標題寫:「人間悲劇」。

事件在英國還有段小插曲,極右英國獨立黨的前國會候選人Peter Bucklitsch在推特上說:「這個男孩穿得好,吃得好,他的死完全是因為父母貪圖歐洲的安逸生活。插隊是要付出代價的。」Bucklitsch的言論被批評為冷血,及後他也被迫公開道歉。然而近年歐洲極右政黨在各國和歐洲選舉皆報捷,反難民、反移民的排外思想、種族主義和極端國族主義早已進入了主流討論。勿忘法西斯與種族主義是現代歐洲史最黑暗一頁,亦本是敏感話題──戰後同盟國有所謂Entnazifizierung(非納粹化)的運動,不止完全取締跟納粹黨有關的組織與傳媒,針對其他種族發表的排外言論也是禁忌。近年這些言論卻打破了所謂的cordon sanitaire,也即是隔離和孤立法西斯主義思潮的共識。極右派在歐洲從邊緣走到主流,可謂完全毀滅了所謂歐洲民主自由天堂的幻想。
追本溯源──極右勢力何時抬頭?

許多論者直接將難民潮和歐洲的多種族環境拉扯在一起,認為歐洲極右派抬頭,是源於公民對移民政策及外來者的反彈。又有不少聲音認為收容難民在資源分配上的結果沒有被詳細考慮,這種競爭心態助燃了排外問題。在敘利亞難民紛紛逃往歐洲時,正好審視這個同時困擾世界多個民主國家的問題:持續收容難民,是否會直接為極右派提供了繼續宣揚種族主義的燃料?

答案或許沒有那麼簡單直接。戰後歐洲…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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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了。九月的香港還是好熱,在英國我從來就沒覺得這麼熱過,通常我關窗不讓蚊蟲飛進來,陽光照進來我會以為外面很熱,原來都有風。倫敦比較熱,我在中部,熱的也就那麼三四天而已。

一年而已,甚麼都沒變,除了我長胖了一點,然後康怡廣場那家高級茶餐廳關門了,早說他們會關門的,茶記早餐賣五十元又沒有特別好吃。太古城的Hong Kong Book Centre都關了,以前常在那裡打書釘,坐在地上打,一天可以看完一本英文小說。中學時幻想在那裡做書店店員,因為店長是個很像亞洲人版Dustin Hoffman的白髮老人,又會跟我談奈波爾。那個位置換了一家香香的,賣家居用品的店,看起來還滿高級的,但現在好像連黃大仙的商場都高級,gentrification,所有東西都是中產品味。

回來第二天,兩天都天未亮就起床了。一回來就有工作,睡得少,四點收工後都睏得要命。昨天回家前逛書店,突然很想讀中文書,問朋友《微喜重行》好不好看,她說:咁heavy?結果一天晚上就看完,我又不覺得特別heavy,人生本來就這樣子,黃碧雲真的比以前更進步了,她節制了好多,我沒看她十年,突然讀者和作者又in tune了,閱讀本來是這麼一回事。

曾經有一段時間,高中的時候,很迷黃碧雲。一味的衝,一味的暴烈,沉迷黑暗的意象。但我畢竟是個腳踏實地的人,跟她的文字有共鳴的日子也很短,就是中學那幾年而已。沒有人有那麼大的影響力,那麼excessive,至於要令人嘔吐。

回來數天而已,然後又走。我又在家附近的那家咖啡館工作,看著電腦煞有介事,風雨不改,像一年前一樣。昨天去看外婆,她愈縮愈小了,我比她高了一個半頭。她買了戒指給我,在筲箕灣的金行訂造的,我和妹妹都有。想去看祖母,但知她病了一陣子,瘦了很多,我不忍。拖一陣子再說。

十月再回來。老人沒有甚麼在前面了,他們真的是在過日子。我剛讀完書,好像要有很多好日子在前頭。但人生不就那麼過嗎,我也在每一天慢慢死去,生命就是要用來參透我要怎麼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