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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ing posts from April, 2015

在這片土地上孕育關於生命的故事-《耶路撒冷的移居者》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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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過生日前,我在英國的宿舍中收到一個頗厚實的包裹,打開一看,裡面有一張巴勒斯坦紅、綠、黑、白四色的國旗,一塊巴勒斯坦人用來當頭巾或領巾、充滿巴國民族風情的克菲葉巾(Kufiyeh),上面也是巴勒斯坦國旗色的中東圖案與刺繡。我不是工藝品專家,但那塊克菲葉巾的手工,比我在中東見過的都要精細。我把紙盒翻過來,才倒出了一張紙片,上面用英文寫著:「我們終於回家了,謝謝妳的文字,期待能跟妳再見面,希望那時候巴勒斯坦已經和平。生日快樂。」

署名的是二〇一四年夏天,在以色列「護刃行動」發生,對加沙地帶狂轟猛炸時,我訪問過的一對在加沙出生、成長的夫婦。「護刃行動」(或「二〇一四以巴戰爭」)總共維持了接近兩個月,最終造成二千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每天的死傷報告從活生生的面孔,逐漸模糊成一堆數字,偶爾有以軍在加沙海灘射殺踢足球的孩子的新聞,或許能夠得到和平時的人們的一點憤慨與眼淚,然而世界領袖似乎多在隔岸觀火,把令人類蒙羞的暴行,說成以色列的自衛權。記得那位巴勒斯坦女孩對我說,她自小就常常聽到炮火聲,雖然不知道戰爭就在家門前,但在懵懂的年紀,她已經在學習和炮火聲共處。及後她經歷了二〇〇九和二〇一二兩次加沙戰爭,並且坦言「未來」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一個難以觸踫、虛無飄渺的話題,但又是他們還能活下去的唯一原因:「當你已經習慣要逃跑,當家園在下一秒可能頓成廢墟,當在西岸生活也一樣不能指望,除了遠走高飛離開巴勒斯坦,你就只有頑抗。」

因為有人在侵略,有人在頑抗,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似乎每一天都有事情在發生。

執筆之時,即二〇一五年四月,巴勒斯坦剛剛以國家身分加入了國際刑事法庭。三年前巴勒斯坦成為了聯合國觀察員國,終於獲得了聯合國承認的國家法人地位,可以將以色列在過去多次加沙戰爭中的戰爭罪行搬上國際司法系統。然而國際法,在真正的現實政治權力關係面前,不過是寫在紙上好看的所謂法律:早在二〇〇四年,國際法庭就在一份諮詢意見中裁定以色列的隔離牆(Separation Wall)違反國際法及侵害人權。巴勒斯坦西岸是一個被(屬於以色列人的)基礎建設、屯墾區與隔離牆切成一塊又一塊的土地,巴勒斯坦農夫如果被隔離牆擋在他世代耕作的土地之外,他每天可能要用上數小時排隊,穿過重重關卡,而且只能走巴人能走的路,才能踏上屬於他的田埔之上;巴勒斯坦的孩子要上學,也會在關卡被以色列士兵隨意攔下,搜身、搜書包,毫無自由可言。這些…

〔香港蘋果日報〕北愛衝突-和平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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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愛城市德里(Derry,基督徒/統一派稱為Londonderry)有一條由歐盟資助建成的「和平橋」。橋的兩岸一邊由愛爾蘭共和派或天主教徒佔大多數,一邊是基督徒,或統一派的聚居地。德里是困擾英國長達三十年的「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的中心地帶,由於有近八成人口是共和派天主教徒,德里成為了愛爾蘭共和軍(IRA)的根據點之一,也是「黑色星期日」(Bloody Sunday)發生的地方。1972年,由希望脫離英國統治,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的共和派發起的和平示威被暴力鎮壓,14名示威者被英國軍隊槍殺,最小的年紀只有17歲。英國政府一直試圖掩蓋真相,直至五年前,政府終於推出新的調查報告,還了死者一個遲來的公道。
我在德里跟當年其中一名17歲死者Michael Kelly的兄長John Kelly談起今天的北愛。今天的他已是頭髮花白的長者,但亡弟與30年衝突,他仍歷歷在目。和平協議已經簽了17年,今天的德里是個擁有古城牆的美麗都市,他也同意一切的確有所改變,從前因為制度性的歧視,基督徒組織Orange Order控制了北愛爾蘭大部份的資本網絡,天主教徒因而很難找到工作,高失業率與貧窮助燃衝突;現在政府已立法禁止歧視,北愛政府亦以協和式民主形式進行權力分享,愛爾蘭共和軍的支持度因此遠不如前。畢竟沒有人願意再回到那個恐怖年代。但他由此至終都不願意領英國護照。他指指照片中被英軍槍殺的亡弟:「我們已經付出了太多代價,和平是所有人的願望。」在2010年,他代表所有在「黑色星期日」喪失親人的天主教徒,在台上讀出重述真相的新報告,並撕毀了當年為英軍開脫的Widgery Report。「父母多年前已去世,他們等不到弟弟沉冤得雪。我很高興自己等到這一天。」
北愛首都貝爾法斯特,還是屹立着幾幅比柏林圍牆更高的「和平牆」,分隔共和派和統一派。這些圍牆有24小時監控,白天可自由穿越,晚上10時自動關閉。一名基督徒告訴我:「晚上比較危險,大家都想有一夜好眠。」在共和派區域,除了三色愛爾蘭旗幟,還經常見到「Free Gaza」的標語和巴勒斯坦國旗;共和派(和愛爾蘭共和軍)在六十末年代的起義,很大程度上受當時國際氣氛影響,包括美國民權運動、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庫爾德獨立運動及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等。這種國際主義solidarity仍見於今日的共和派。政府有計劃在2023年拆掉和平牆,但每個跟…

〔香港蘋果日報〕國際組織民主化,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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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將加入中國為發展「一帶一路」而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除了長毛聲言拉布到底,暫時未引起太多輿論。那邊廂,台灣在太陽花學運時代成立的青年組織,就已經動員包圍總統府,反對馬政府「矮化台灣主權」、「黑箱作業」,不經充份諮詢與利益評估,就透過國台辦申請加入亞投行。當中自然有不少地緣政治交涉,但對於渴求在國際舞台有更強地位的台灣,加入國際組織本就有一定吸引力。

在我看來,單單糾結於「中華民國」的名號問題未必明智,對香港或台灣而言,更嚴重的問題是,加入中國主導的經濟組織,會否犧牲了本土經濟的多元發展。又,不論是TPP還是亞投行,都是完全不會對民眾負責的國際組織,如果港台民眾如此艱難地爭取本土民主,但又將部份主權奉送給不民主的國際組織,那在全球化的年代,甚麼才是真正民主?

一個民主的世界政府,或民主的國際組織,有可能嗎?這是英國著名作家及社會運動家George Monbiot在《The Age of Consent:a manifesto for a new world order》一書中的詰問。幾乎所有超國或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IMF、世銀、世貿和歐盟等,無論是成立過程或是決策過程,都把持在極少數強國政客和精英手中,普通人對於國際組織的議題,不止無法參與,連發表意見都難如登天。

Monbiot認為,過去數十年左右世界運作的國際組織,即使是旨在發展民主的,本身都並不民主;於是即使有了這些國際組織,真正國際的問題卻無法解決,例如全球暖化問題,最受影響的小島窮國卻無法發聲;又諸如美國攻打伊拉克,聯合國即使反對亦束手無策。即使在整合最成功的歐洲,近年反歐盟的聲浪也越來越烈,極右政黨被選入歐洲議會,不過是因為許多民眾覺得自己的利益在「歐洲整體利益」下被犧牲。做法或不智,情緒卻非毫無來由。

Monbiot提出的見解,其實大多是四十年代,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對於戰後世界經濟秩序提出的,後來未被完全採納的計劃。Monbiot認為現時債權國和欠債國權力極度懸殊,而且現有的債務重組機制亦傾向債權國,所以提出窮國應該有權自訂還款條件;他又認為凱恩斯的「國際清算同盟計劃」(ICU),以及由該組織發行的國際貨幣Bancor,或可通過影響各國匯率來解決貿易盈餘嚴重懸殊的問題,令各國在經濟議題上有較平等的談判地位。以上種種未必算我們理解的「民主」,事實上許多國際政經學者都認為國際組織民主化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