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西亞與埃及為何命運迥異?


突尼斯2011年示威。攝: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原刊於端傳媒

諾貝爾和平獎今年頒給了突尼西亞四方對話機制(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一個規模很小,也只是暫時成立的公民組織。突尼西亞是茉莉花革命燃起第一把火之地,獨裁者本.阿里也是茉莉花革命浪潮中第一個狼狽下台的政治領袖。

然而突尼西亞沒有在革命後走上一條康莊大道。本.阿里下台後,各個派系在相對的政治真空中互相傾軋,突尼西亞多次游走於內戰邊緣。在2013年夏天,兩名屬於左翼政治聯盟的領袖Chokri Belaid和左翼國會議員Mohamed Brahmi遭到暗殺,由於他們從來是革命後上台的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受穆斯林兄弟會影響而成立的政黨)最不遺餘力的批評者,並且多次譴責復興黨鼓吹政治暴力,意圖建立伊斯蘭獨裁政權,社會大多認為在革命後迅速崛起的聖戰組織沙拉菲教派是暴力行動的源頭。

對獨裁世俗政權的厭惡令受過茉莉花革命洗禮的國家經歷了一片「伊斯蘭復興」的浪潮,伊斯蘭政黨也紛紛贏得了執政權。但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出現了一批認為必須回歸原教旨式政治生活的極端分子,也即是所謂沙拉菲主義者(Salafism)。從自命溫和的復興黨,到強硬派的伊斯蘭教法虔信者(Ansar Al-Sharia),都受到沙拉菲的極端教義影響。雖然大部分都反對以暴力達到政治目標,但也有不少武裝分子在突尼西亞與阿爾及利亞邊境製造恐怖活動。就在今年3月,首都突尼斯的觀光中心之一Bardo Museum遭槍手襲擊,造成20多人死亡,20人是隨郵輪抵達突尼斯的遊客。數月前在海濱度假勝地Sousse的酒店又發生恐怖槍擊,同樣是針對突尼西亞旅遊業的舉動。

政治動盪、民生凋敝、安全成疑──突尼西亞在革命後建立的「和平、民主國度」的形象,似乎沒有那麼穩固。不少評論認為四方會談機制並沒有表面上看的那麼完善。然而沒有了這樣的司法系統/公民社會對話平台,沒有以對話方式立憲的願景,突尼西亞絕對有可能陷入像埃及那樣的派系衝突泥淖,在威權遺緒、宗教政權與世俗革命分子之間掙扎,最終不是陷入內戰,就是永無止境的政治衝突。突尼西亞是茉莉花火苗初燃之地,至今亦是受茉莉花浪潮影響的國家中,唯一一個仍然在往民主的道路上匍匐前行的國家,公民社會的自發行動,居功不少。
公民社會的自發對話平台

所謂的四方會談機制,其實是一群由工會、律師團體、人權組織與商業組織成立的對話平台。成立的時間正是2013年夏天,兩名左翼反對派領袖的暗殺與種種政治暴力,將突尼西亞拖行到內戰邊緣的時候。群眾捧着Chokri Belaid的棺木到內政部高呼「我們要這個政權倒台」,街頭不時發生衝突,警察用催淚彈驅離。反對派集體退出在革命後成立的制憲議會,令議會停止運作。人民對復興黨政權的極度不信任,轉移成為對伊斯蘭政治團體的整體厭惡,伊斯蘭對世俗的二元衝突愈加劇烈。突尼西亞能否維持和平,端看這兩派能否達到共識,願意返回談判桌上商討國家的未來。 四方會談機制就在那個動盪的夏天成立,在2013年秋天終於邀得復興黨正式參與,而且通過會談,作出了一個直接將突尼西亞從內戰邊緣拉回來的重要決定:復興黨同意下台,政府由技術官僚接管,準備重新舉行總統與國會選舉。這個協議直接化解了持續數月的危機。發起四方對話的突尼西亞總工會(General Labour Union)是左翼工人組織,擁有70萬名成員,成立超過一世紀。工會自法國殖民時代就是反殖先鋒,後來領導及參與了許多反威權運動。參與對話的人權組織也是泛亞拉伯地區歷史最悠久的人權組織之一。而受邀參與的商會、手工業者聯會等組織,則是較為親中產階級,政治立場屬於世俗自由派的組織,而且沒有像左翼團體那樣的反對派傳統。

這些團體立場未必完全一致,但他們同樣受益於本.阿里的倒台,最重要的是對於民主化的願景一致,同樣不願見國家陷入派系衝突。當然,突尼西亞本來已經是泛阿拉伯世界中,公民社會最活躍的國家;在後革命埃及出現的,政治被動員但缺乏將民間聲音組織起來的團體的情況,在突尼西亞並沒有出現。
組織與累積社會資本的重要

組織與累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即見於此──埃及的亂局,有極大部分要歸因於政治組織之鬆散。憲法專家Mohammad Fadel認為推翻穆巴拉克的廣場上本來就有擁有相異政治願景的人:只希望看到穆巴拉克和他的黨羽倒台的人,靜觀其變的軍方支持者,對世俗政權完全失望,認為埃及應回歸伊斯蘭主義的人,還有許多自由派青年。無疑許多走上廣場的人都是自發參與革命的人士,然而自發行動並不會積累而成政治籌碼,因此不能取代組織。革命後埃及除了穆斯林兄弟會與軍方,就沒有足以平衡的政治力量,是無法有效監督權力的最大原因。

四方會談絕對不是可以空降的組織,如果沒有各種工會、專業團體在數十年來累積的成員,還有不間斷的政治嘗試與互相對話,加上找出共同政治願景的意願,恐怕突尼西亞早就步了埃及的後塵,進入了民粹的窠臼,只有廣泛動員而沒有對話與對政治現況的深化理解。事實上,2013年的動盪與各種政治暴力的背景,正是受到埃及穆爾西的下台影響:一些反對派希望照辦煮碗,用民眾力量推翻執政的伊斯蘭政黨。制憲議會遲遲未交出立憲藍圖,更加深社會各派對於制憲進程的猜疑。同樣地,埃及反反覆覆,又不斷受到軍方介入的制憲過程,還有對穆爾西在新憲法中獨攬大權,令伊斯蘭主義位於一尊的指控(即使這些指控被很多憲法學者指出並非全是事實),無疑亦是埃及民眾重返廣場,將革命成果完全推翻,回到原點的導火線。如果這些公民組織不是早就聚集了社會上的持份者,令各派聲音得以通過組織的中介(mediation),傳達到談判桌上,恐怕突尼西亞也會走進埃及式的民粹廣場政治,令政權不斷更迭,無法建立穩定的體制。這樣的政治不是建立秩序的哲學,而是各種機會主義者等待攬權時機的溫床。

無疑,突尼西亞跟埃及的政治環境難以直接比較:突尼西亞的「境外勢力」不及埃及重要,美國對埃及軍方的財政支持人所共知,對於穆爾西(Mohamed Morsi)上任一年後就被「二次革命」攆下台,全國出現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大型清算,塞西將軍上台,威權統治重臨,種種後革命政治動盪,難以不算在美國這個強大境外勢力頭上。突尼西亞軍方亦從未擁有像埃及軍方這樣的超然權力。然而四方會談縱有瑕疵,仍然是後革命公民社會自發對話的一個成功案例,值得利比亞、敘利亞、埃及、伊拉克、也門等國家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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