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愛過的偶像



Composition VI, Wassily Kandinsky (1913)

初中時我跟很多文藝青年一樣,是某詩人的忠實讀者。那時偶然在學校圖書館讀到他的詩集,為之驚艷;後來長大一點了,高中時期吧,看到他在《蘋果》的專欄罵特區高官,粗口爛舌市井低俗,寫來一樣揮灑自如。這麼有才華的人,忙著處理他看不起的文人,忙著眷戀那個連文人都跟隨獅子山精神各自奮鬥的時代,只因為他也是這樣冒出頭來,就見不得後輩日子過得比他好一點。要是你問,單打獨鬥真的比較好一點嗎,你的過去你的回憶你的覆轍真的必須由我們去重蹈嗎,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了。早前跟友儕談到詩人今日種種酸溜溜言論,就感慨說我們開個解穢會吧,紀念我們已然逝去的青春,還有我們愛過的那些偶像。

這兩天連續讀到幾篇朱天心《三十三年夢》的書評。朱天心的書我只看過《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沒有特別喜愛,自然也不會想要讀完她其他作品。幾篇評論,出發點無獨有偶,都是「我們愛過的朱天心」,大概都是為自己的文藝青春解穢的書評。每篇都出力甚狠,但朱宥勳寫的這段實在好:
而第二個更深層、我想更難有其他評論者願意當面指出的問題是:朱天心並不是一個思想訓練紮實的作家,所以當她臧否世事、講論政治的時候,知識水平遠勝從前的當代讀者,就愈來愈容易看出她的淺薄與局限。……或在論及自己的「邊緣」位置時,引用了薩伊德的《知識分子論》自況,然而並未認清薩伊德的發言脈絡,在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人的結構裏,朱天心所持守的外省身份,在歷史上其實更近於後者。…
我常常想,我們生於這個年代,這個現代性已經發展得那麼成熟,重重疊疊的痕跡讓人看不清事情真像的年代--那麼一個作家,連基本的理解世事的工具都沒有,那,大概也不是朱宥勳說的「藏拙」可解決的。一個長期把美與醜,善與惡,新與舊看作不能混雜的二元的作家,真的能看透現代世界(現代性)重重疊疊的痕跡嗎?文學與政治能分割嗎?我對此感到非常懷疑。

年前王偉忠的《寶島一村》來港公演,我也去了看,並且相當喜歡。車水馬龍的大時代,小人物於異鄉刻苦生根的踏實,幾乎沒有甚麼不能喜歡的。然而更記得的是,離場後回家途中,我翻開了許知遠的《抗爭者》,讀到施明德對於同一時代的敘述,竟如兩個世界。對於台灣人,那永恆的問題是--你要如何看待(及敘述)歷史?眷村的竹籬笆到底還是隔開了許多也屬於台灣,但不曾被敘述的一切的。舉個例子--朱天心女兒謝海盟在《遠見》的訪問裡說:
目前,朱家住在辛亥路老家的三樓裡,一層樓只有6坪。因為家裡太小,早上8點半,一家三口出門固定到咖啡館寫作,數年如一日。 
「我的家族給我的身教,不是教我如何寫作,而是過這種生活的勇氣,」謝海盟說。
「過這種生活的勇氣」。這又令我想起,為甚麼我自己那麼喜歡去旅行,卻總是不願意在香港多談「去旅行」這回事。那是因為大家都覺得,要不顧一切浪擲青春,要的真是既單純又空洞的「勇氣」,而不是一些令自己無後顧之憂的資本--白花花的資本,一堆讓我不怕失業的學歷。作家不對自己的位置有所了解,怎麼可能理解自己的文字與思想在這個脈絡中可能產生的聲音?朱宥勳說得好:「文學本就餘暇產物,作家承認自己的資產階級位置有什麼大不了。」承認生自文學世家,自有讓人羨慕的文化資本有那麼困難嗎?任何出身都並不羞恥,(刻意)忽視自己的起點比較使人懷疑作家本身有多真誠。即使非大富大貴,知識亦非無價。以為這樣是勇氣,那就是跟朱天心一樣,永遠都在眷村與外省的竹籬笆裡沒有出過來吧。

說回那個詩人。詩人之死對讀者而言是個緩慢痛苦的過程,你會懷疑--是我走遠了,還是他。是甚麼時候他的面目變了,明明那個圖書館午後的回憶還那麼明晰,照入室內的陽光,飄揚在光線中的塵埃。記得十七歲那年,第一次感受到與所愛的人中間那不可踰越的距離,昨天還是無法分開的戀人,今天他還在眼前,但我們為何沉默,開口時卻感到悲傷。我對那詩人竟有彷若失戀的痛。明明他的文字為我開過窗,讓我第一次明白漂泊,死亡與愛。還有說話的勇氣。也許時間能夠殺掉一切我愛過的事物。

我明白。成長就代表你會outgrow你從前的偶像。但你能做的,就是好好看看他腐臭的屍體,端詳他的臉,記住他為何走到這個地步。然後,踩在他的屍體上,昂首闊步走過去。這就是對曾美好的他,最好的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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