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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左到最右,歐洲各派如何看待難民?


(之前替端傳媒做的整理。)

工黨新黨魁郝爾彬(Jeremy Corbyn)

工黨選出郝爾彬當新黨魁,大概是英國近年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發展,也是貝理雅時代後,工黨找回自己工人階級政黨定位的新希望。郝爾彬認為難民危機只能在全球合作的層面上解決,但比較富有的國家,例如英國,應該盡量收容難民,因為這不止是英國作為聯合國難民公約簽署國的責任,還是作為人類的責任。

一如大部分立場偏左翼的人士,郝爾彬並不認同許多右翼人士支持對敘利亞人道干預的立場。他在《觀察家報》的評論中寫道,轟炸敘利亞只會製造更多流離失所的難民,無法解決歐洲的難民危機。郝表示:「伊斯蘭國令人憎厭,阿薩德政府也犯下纍纍人道罪行。但我們必須同樣反對沙地在也門的空襲,還有巴林血腥打壓民主運動的、由英國支持的政府。」他認為推動全球裁軍才是上策。

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今年年初贏得大選的Syriza,之前面對處理希臘債務危機的嚴峻考驗,然後又因為希臘在歐盟邊緣的地理位置,而站在敘利亞難民危機的前線。Syriza認為希臘經濟需要援助,但沒有以此推卸希臘在難民危機中的責任,他認為希臘必須幫助敘利亞難民,但因此更需要歐洲與國際社會在金錢與基建上的協調。

事實上,針對近年在希臘崛起的新納粹極右政黨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Syriza在當選時已經表明反對妖魔化難民及新移民,亦表示反對集中營等非民主政策。Syriza認為解決貧窮問題,會同時令希臘人和難民受惠。

德國社民黨(SPD)

8月底,社民黨因為支持收容難民而收到大量來自極右立場人士的恐嚇電話,還因為炸彈驚魂而需要從他們在柏林的總部疏散。該黨黨魁及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表示:「那些右翼人士以為自己是德國價值的守護者,但其實他們是最不像德國人的人。」


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

英國獨立黨(UKIP)是英國的極右翼政黨,雖然有不少論者認為他們只是「疑歐派」,但其政策和黨員言論絕對屬於極右派。在敘利亞男孩艾蘭陳屍沙灘的照片曝光後,該黨的前國會候選人Peter Bucklitsch在推特上說:「這個男孩穿得好,吃得好,他的死完全是因為父母貪圖歐洲的安逸生活。插隊是要付出代價的。」而Nigel Farage也是英國唯一一個沒有促使卡梅倫政府檢討收容政策的主要政黨黨魁。

Farage不時在推特(Twitter)上發表反難民的信息。他認為英國必須仔細查明難民背景,以免不慎容許伊斯蘭國戰士入境英國;又指許多「難民」雖然來自敘利亞,但生命不一定受戰爭威脅。獨立黨一直主張英國退出歐盟,而Farage對歐盟的難民政策亦表示懷疑:「現在無論是誰踏足歐盟領土,都會被認為是尋求庇護人士。」

德國極右政黨

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是德國的極右翼政黨,跟許多在過去20年崛起的歐洲極右政黨一樣,其特色是反移民、反難民、福利沙文主義及種族主義等極右立場。原本是極左派記者,現在成為了極右派國族主義者的Jürgen Elsässer在跟AfD有關的Compact雜誌發表一貫的反難民言論,在一篇題為「難民產業」的文章中指出來到德國的難民不單依賴福利,是社會的寄生蟲,而且直接威脅德國公民的生活質素;例如有許多租客被業主掃地出門,因為業主寧可做難民生意,賺取政府津貼。又指出許多難民態度惡劣,跟德國文化不符。

另一極右政黨Pegida把在德國曾經一度是敏感話題的猶太陰謀論跟難民潮扯上關係,認為難民湧入德國是「以色列和美國的陰謀」,目的是要控制德國。

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

極右國民陣線黨魁勒龐(Marine Le Pen)不斷發表反難民言論,指「大部分難民都是經濟移民」。被要求提出證據時,勒龐表示「看電視就知道」,因為「99%的難民都是男人,他們明顯就不是在逃避戰亂,而是為了經濟利益來歐洲的。」但根據聯合國數據,在之前經過馬其頓的3000名難民中,就有三分之一是婦孺。不過,在敘利亞男童伏屍沙灘的照片成為新聞焦點後,勒龐的態度卻有所轉變,首次表示這些難民是在逃避戰亂和死亡,明顯跟她之前說大部分「難民」都只是經濟移民的說法有出入。

更好的匈牙利運動(Jobbik)

跟希臘與塞爾維亞一樣,匈牙利處於歐洲邊陲地帶,成為了難民湧入歐洲的門戶地區。Jobbik是歐洲最成功的極右政黨之一,是匈牙利第二大黨。之前被拍到腳踢難民兒童,又故意絆倒手抱孩子的難民父親的女攝影師Petra Laszlo,其任職的電視台就是跟Jobbik有關係的N1TV電視台,該電視台跟Jobbik一樣,以極度排外立場著稱。

Jobbik近年最駭人聽聞的新聞,是該反猶政黨在2012年提議製造匈牙利的猶太人名單,因為有許多猶太人「威脅匈牙利國家安全」。此舉令國際社會聯想到納粹黨要求統計猶太人人口,並要求猶太人佩戴大衛星章以資識別的行為。對於難民潮,Jobbik亦採取極強硬態度,反對在布達佩斯為難民興建基本衛生設施,例如食水和廁所,反而表示匈牙利應該花錢用巴士把難民盡快送走。就算是已經在匈牙利取得庇護和公民權的難民,Jobbik亦認為應該褫奪其選舉
權。



作家﹑知識分子及學者一向以持左翼立場者佔大多數。早前學者C J Polychroniou就難民危機在Al Jazeera撰文,追溯以往學者及知識分子鮮明的反法西斯立場,並且批判現時的學者鮮有以批判時政為己任。但其實在歐洲的敘利亞難民危機中,仍然有不少知識分子公開發聲。

歷史學家格羅斯(Jan T. Gross)

Gross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者。來自波蘭的Gross嚴厲譴責東歐國家對難民危機的立場,例如波蘭與斯洛伐克只收容基督徒難民,而在匈牙利,右翼排外與反難民主義愈趨猖獗,不受控制。Gross直言:「這些(排拒難民的)東歐人根本不知羞恥為何物。」他指出在歷史中,東歐國家的公民都曾經為了逃避物質匱乏和政治逼害而大量移民他鄉,但今天卻對外來者毫無同情心。

應用倫理學家辛格(Peter Singer)

辛格是現世最有名的哲學家之一。辛格認為我們對於來自遙遠他鄉的陌生人,跟我們對於自己的家人有着同樣的道德責任,所以每個國度都應該向難民打開大門,直至國家收容難民的代價高於對難民的好處為止。辛格支持每年以雙倍增加入境配額,直至國家的收容能力達至飽和為止。辛格並且為免難民犯險以水路偷渡前往歐洲,造成更多無辜傷亡,歐洲國家應該實際金援收容了許多難民的國家,例如敘利亞的鄰國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國(以色列是唯一一個與敘利亞接壤,但沒有收容難民的西亞國家)。

社會學家﹑哲學家齊澤克(Slovoj Zizek)

作為近年最積極介入公共事務的左翼知識分子之一,齊澤克在早前對難民危機發表評論,不止譴責近年興起的右翼排外觀點,亦對支持取消歐洲邊界的某些左翼分子大加批評。齊澤克認為,他們私下明知取消邊界的可能性是零,因為此舉會引來歐洲的民粹反彈。他直言「他們扮演着美麗的靈魂的角色,一邊參與着這個骯髒的世界,一邊自以為比它高尚。」

齊澤克認為歐洲必須以保證難民的人身安全為己任,但同時不能對管制入境鬆懈,必須嚴格執行對宗教極端主義的不容忍(zero tolerance)政策。雖然這樣是高舉所謂歐洲價值,但這是「歐洲好客的代價」。齊澤克在評論的最後指出,歸根究柢,國際社會必須消弭製造更多難民的經濟環境──資本主義帶來的地緣政治衝突。他認為長遠而言,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著名作家﹑知識分子娜歐蜜沃爾夫(Naomi Wolf)

對於匈牙利就難民潮宣布進入緊急狀態,Wolf認為歐洲大量歡迎難民是基於地緣政治考量。她認為難民必須受到保護,而且得到基本需要,但她同時認為愈多人離開敘利亞,就愈少人反對北約在敘利亞地區的介入,包括以金錢及武器支持革命分子對抗阿薩德政權。她提出的問題是:全世界有那麼多流離失所的難民,為什麼偏偏要大量收容敘利亞難民呢?

她並且認為收容難民是令歐洲國家進一步失去對新自由主義抵抗力的手段。以匈牙利進入緊急狀態為例,難民不過是一個進一步打壓自由與權利的藉口。她最後表示,覺得敘利亞難民留在歐洲比回到一個和平的敘利亞好的,只是一種soft racism。Wolf的意見跟許多學者和知識分子相似:她認為北約繼續干預只會令敘利亞永遠不能回復穩定,令難民永遠不能歸家。

英倫才子﹑《衛報》專欄作家﹑左翼活動家鍾斯(Owen Jones)

Owen Jones是近年英國最有名的左翼知識分子。他批評歐洲的右翼風潮令人忘記了難民也是人類,只把他們看成吸食歐洲各項福利的寄生蟲,以各式各樣的數據來將自己自私的行為合理化。不過他同時認為收容本身並不代表什麼:對於這種規模的人間悲劇,最有效的做法不是把幸運的少數送到較富有的國家。西方國家需要真正承擔責任,處理他們有份造成的問題,例如利比亞和伊拉克。而收容了許多難民的社區應該得到更多的支援與資源。他提出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必須反對對於難民的非人化,提醒社會難民跟我們一樣,都只是人。

著名作家,《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作者米什拉(Pankaj Mishra)

Mishra認為歐洲把難民危險描述成「戰後歐洲最大的難民潮」,其實是忘記了1945年前歐洲的模樣:俄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的倒下,都在上世紀初的歐洲製造了大量無家無國的難民。1938年,西班牙內戰令50萬難民逃往法國,而當時的法國正在驅趕阿爾及利亞人和波蘭人。有組織的反猶主義興起,猶太人變成了二等公民,全部都是在納粹主義真正興起前發生的事。Mishra也提及戰後東歐對猶太人的持續迫害。

在今日的歐洲,現代歷史被視為「自由民主」與共產主義或納粹主義的對決,但為了令這種冷戰式思維變得合理,歐美卻完全淡化了自己帝國主義或種族主義始作俑者的角色。今天的德國終於了解自己往日雄霸世界的幻想,自從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戰爭開始,已經是歐洲收容最多難民的國家,而英國卻仍然在扮演着所謂的「恩主帝國」。

牛津發展經濟學家,《Exodus: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作者保羅.科里爾(Paul Collier)

研究人口流動的Collier以敘利亞為例,指出我們對於難民危機的應有態度。他指出敘利亞內戰造成了1000萬人流離失所,當中有500萬離開敘利亞,而當中又只有2%的人能坐船去歐洲,有能力長途跋涉來到歐洲的都是當中較有財力,較為年輕力壯的一群。要幫助難民,就不能只顧來到歐洲那2%的人,也要照顧那無法去歐洲的98%人口。Collier亦指出收容了許多難民的敘利亞鄰國,如約旦,根本不容許難民工作,於是很多年輕女孩被迫賣淫,男孩被武裝分子的待遇吸引,回到敘利亞參與戰事。Collier認為根據現代軍事衝突的發展,大概過幾年,敘利亞至少會有部分地方回復和平。國際社會應該着眼於如何幫助敘利亞建立post-conflict(衝突後)的政治和經濟穩定。現時,歐盟可鼓勵和資助企業在約旦等地投資,聘請敘利亞人,令他們有留在附近國家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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