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osition VI, Wassily Kandinsky (1913) 初中時我跟很多文藝青年一樣,是某詩人的忠實讀者。那時偶然在學校圖書館讀到他的詩集,為之驚艷;後來長大一點了,高中時期吧,看到他在《蘋果》的專欄罵特區高官,粗口爛舌市井低俗,寫來一樣揮灑自如。這麼有才華的人,忙著處理他看不起的文人,忙著眷戀那個連文人都跟隨獅子山精神各自奮鬥的時代,只因為他也是這樣冒出頭來,就見不得後輩日子過得比他好一點。要是你問,單打獨鬥真的比較好一點嗎,你的過去你的回憶你的覆轍真的必須由我們去重蹈嗎,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了。早前跟友儕談到詩人今日種種酸溜溜言論,就感慨說我們開個解穢會吧,紀念我們已然逝去的青春,還有我們愛過的那些偶像。 這兩天連續讀到幾篇朱天心《三十三年夢》的書評。朱天心的書我只看過《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沒有特別喜愛,自然也不會想要讀完她其他作品。幾篇評論,出發點無獨有偶,都是「我們愛過的朱天心」,大概都是為自己的文藝青春解穢的書評。每篇都出力甚狠,但朱宥勳寫的這段實在好: 而第二個更深層、我想更難有其他評論者願意當面指出的問題是: 朱天心並不是一個思想訓練紮實的作家 ,所以當她臧否世事、講論政治的時候,知識水平遠勝從前的當代讀者,就愈來愈容易看出她的淺薄與局限。……或在論及自己的「邊緣」位置時,引用了薩伊德的《知識分子論》自況,然而並未認清薩伊德的發言脈絡,在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人的結構裏,朱天心所持守的外省身份,在歷史上其實更近於後者。… 我常常想,我們生於這個年代,這個現代性已經發展得那麼成熟,重重疊疊的痕跡讓人看不清事情真像的年代--那麼一個作家,連基本的理解世事的工具都沒有,那,大概也不是朱宥勳說的「藏拙」可解決的。一個長期把美與醜,善與惡,新與舊看作不能混雜的二元的作家,真的能看透現代世界(現代性)重重疊疊的痕跡嗎?文學與政治能分割嗎?我對此感到非常懷疑。 年前王偉忠的《寶島一村》來港公演,我也去了看,並且相當喜歡。車水馬龍的大時代,小人物於異鄉刻苦生根的踏實,幾乎沒有甚麼不能喜歡的。然而更記得的是,離場後回家途中,我翻開了許知遠的《抗爭者》,讀到施明德對於同一時代的敘述,竟如兩個世界。對於台灣人,那永恆的問題是--你要如何看待(及敘述)歷史?眷村的竹籬笆到底還是隔開了許多也屬於台灣,但不曾被敘述的一切的。舉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