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Composition VI, Wassily Kandinsky (1913) 初中時我跟很多文藝青年一樣，是某詩人的忠實讀者。那時偶然在學校圖書館讀到他的詩集，為之驚艷；後來長大一點了，高中時期吧，看到他在《蘋果》的專欄罵特區高官，粗口爛舌市井低俗，寫來一樣揮灑自如。這麼有才華的人，忙著處理他看不起的文人，忙著眷戀那個連文人都跟隨獅子山精神各自奮鬥的時代，只因為他也是這樣冒出頭來，就見不得後輩日子過得比他好一點。要是你問，單打獨鬥真的比較好一點嗎，你的過去你的回憶你的覆轍真的必須由我們去重蹈嗎，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了。早前跟友儕談到詩人今日種種酸溜溜言論，就感慨說我們開個解穢會吧，紀念我們已然逝去的青春，還有我們愛過的那些偶像。 這兩天連續讀到幾篇朱天心《三十三年夢》的書評。朱天心的書我只看過《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沒有特別喜愛，自然也不會想要讀完她其他作品。幾篇評論，出發點無獨有偶，都是「我們愛過的朱天心」，大概都是為自己的文藝青春解穢的書評。每篇都出力甚狠，但朱宥勳寫的這段實在好： 而第二個更深層、我想更難有其他評論者願意當面指出的問題是： 朱天心並不是一個思想訓練紮實的作家 ，所以當她臧否世事、講論政治的時候，知識水平遠勝從前的當代讀者，就愈來愈容易看出她的淺薄與局限。……或在論及自己的「邊緣」位置時，引用了薩伊德的《知識分子論》自況，然而並未認清薩伊德的發言脈絡，在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人的結構裏，朱天心所持守的外省身份，在歷史上其實更近於後者。… 我常常想，我們生於這個年代，這個現代性已經發展得那麼成熟，重重疊疊的痕跡讓人看不清事情真像的年代－－那麼一個作家，連基本的理解世事的工具都沒有，那，大概也不是朱宥勳說的「藏拙」可解決的。一個長期把美與醜，善與惡，新與舊看作不能混雜的二元的作家，真的能看透現代世界（現代性）重重疊疊的痕跡嗎？文學與政治能分割嗎？我對此感到非常懷疑。 年前王偉忠的《寶島一村》來港公演，我也去了看，並且相當喜歡。車水馬龍的大時代，小人物於異鄉刻苦生根的踏實，幾乎沒有甚麼不能喜歡的。然而更記得的是，離場後回家途中，我翻開了許知遠的《抗爭者》，讀到施明德對於同一時代的敘述，竟如兩個世界。對於台灣人，那永恆的問題是－－你要如何看待（及敘述）歷史？眷村的竹籬笆到底還是隔開了許多也屬於台灣，但不曾被敘述的一切的。舉個例

突尼斯2011年示威。攝: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原刊於 端傳媒 。 諾貝爾和平獎今年頒給了突尼西亞四方對話機制（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一個規模很小，也只是暫時成立的公民組織。突尼西亞是茉莉花革命燃起第一把火之地，獨裁者本．阿里也是茉莉花革命浪潮中第一個狼狽下台的政治領袖。 然而突尼西亞沒有在革命後走上一條康莊大道。本．阿里下台後，各個派系在相對的政治真空中互相傾軋，突尼西亞多次游走於內戰邊緣。在2013年夏天，兩名屬於左翼政治聯盟的領袖Chokri Belaid和左翼國會議員Mohamed Brahmi遭到暗殺，由於他們從來是革命後上台的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受穆斯林兄弟會影響而成立的政黨）最不遺餘力的批評者，並且多次譴責復興黨鼓吹政治暴力，意圖建立伊斯蘭獨裁政權，社會大多認為在革命後迅速崛起的聖戰組織沙拉菲教派是暴力行動的源頭。 對獨裁世俗政權的厭惡令受過茉莉花革命洗禮的國家經歷了一片「伊斯蘭復興」的浪潮，伊斯蘭政黨也紛紛贏得了執政權。但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出現了一批認為必須回歸原教旨式政治生活的極端分子，也即是所謂沙拉菲主義者（Salafism）。從自命溫和的復興黨，到強硬派的伊斯蘭教法虔信者（Ansar Al-Sharia），都受到沙拉菲的極端教義影響。雖然大部分都反對以暴力達到政治目標，但也有不少武裝分子在突尼西亞與阿爾及利亞邊境製造恐怖活動。就在今年3月，首都突尼斯的觀光中心之一Bardo Museum遭槍手襲擊，造成20多人死亡，20人是隨郵輪抵達突尼斯的遊客。數月前在海濱度假勝地Sousse的酒店又發生恐怖槍擊，同樣是針對突尼西亞旅遊業的舉動。 政治動盪、民生凋敝、安全成疑──突尼西亞在革命後建立的「和平、民主國度」的形象，似乎沒有那麼穩固。不少評論認為四方會談機制並沒有表面上看的那麼完善。然而沒有了這樣的司法系統／公民社會對話平台，沒有以對話方式立憲的願景，突尼西亞絕對有可能陷入像埃及那樣的派系衝突泥淖，在威權遺緒、宗教政權與世俗革命分子之間掙扎，最終不是陷入內戰，就是永無止境的政治衝突。突尼西亞是茉莉花火苗初燃之地，至今亦是受茉莉花浪潮影響的國家中，唯一一個仍然在往民主的道路上匍匐前行的國家，公民社會的自發行動，居功不少。 公民社會的自發對話平台 所謂

（之前替端傳媒做的整理。） 工黨新黨魁郝爾彬（Jeremy Corbyn） 工黨選出郝爾彬當新黨魁，大概是英國近年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發展，也是貝理雅時代後，工黨找回自己工人階級政黨定位的新希望。郝爾彬認為難民危機只能在全球合作的層面上解決，但比較富有的國家，例如英國，應該盡量收容難民，因為這不止是英國作為聯合國難民公約簽署國的責任，還是作為人類的責任。 一如大部分立場偏左翼的人士，郝爾彬並不認同許多右翼人士支持對敘利亞人道干預的立場。他在《觀察家報》的評論中寫道，轟炸敘利亞只會製造更多流離失所的難民，無法解決歐洲的難民危機。郝表示：「伊斯蘭國令人憎厭，阿薩德政府也犯下纍纍人道罪行。但我們必須同樣反對沙地在也門的空襲，還有巴林血腥打壓民主運動的、由英國支持的政府。」他認為推動全球裁軍才是上策。 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今年年初贏得大選的Syriza，之前面對處理希臘債務危機的嚴峻考驗，然後又因為希臘在歐盟邊緣的地理位置，而站在敘利亞難民危機的前線。Syriza認為希臘經濟需要援助，但沒有以此推卸希臘在難民危機中的責任，他認為希臘必須幫助敘利亞難民，但因此更需要歐洲與國際社會在金錢與基建上的協調。 事實上，針對近年在希臘崛起的新納粹極右政黨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Syriza在當選時已經表明反對妖魔化難民及新移民，亦表示反對集中營等非民主政策。Syriza認為解決貧窮問題，會同時令希臘人和難民受惠。 德國社民黨（SPD） 8月底，社民黨因為支持收容難民而收到大量來自極右立場人士的恐嚇電話，還因為炸彈驚魂而需要從他們在柏林的總部疏散。該黨黨魁及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表示：「那些右翼人士以為自己是德國價值的守護者，但其實他們是最不像德國人的人。」 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 英國獨立黨（UKIP）是英國的極右翼政黨，雖然有不少論者認為他們只是「疑歐派」，但其政策和黨員言論絕對屬於極右派。在敘利亞男孩艾蘭陳屍沙灘的照片曝光後，該黨的前國會候選人Peter Bucklitsch在推特上說：「這個男孩穿得好，吃得好，他的死完全是因為父母貪圖歐洲的安逸生活。插隊是要付出代價的。」而Nigel Farage也是英國唯一一個沒有促使卡梅倫政府檢討收容政策的主要政黨黨魁。 Farage不時在

（原刊於端傳媒） 桑塔格曾在《論攝影》裡斷言照片不可能創造道德立場。上星期我在公開的臉書專頁貼出了敘利亞難民潮的新聞照片，有人留言說中東人很會繁殖，淹死了一個還會再生出四個，不必擔心。我心裏涼了半截。桑塔格在 1977 年寫的文字，到了資訊爆炸的年代更擲地有聲。戰亂與流浪，貧窮與死亡，在我們這個物質世界，本來就是可以用各種屏障來隔絕的事。看多了難民哭喊呼救的照片，觀者或多或少還會感到厭煩。這些影像只消按一個掣就可以消失，道德與否，似乎在現代生活中是可以選擇的事。 在歐洲難民潮上篇談到穆芙（ C. Mouffe ）對於現代歐洲政治的批判，她認為歐洲民主已經沒有了左右的政治之爭，有的只是對錯的道德之爭，而極右派是因此才有了滋長的政治空間。如果要求歐洲大國因為道德而收容難民，將收容與不收容的爭論轉移至道德或人權之上，未免是落入了黑白對錯的窠臼，也是把難民問題的根源，甚至是邊界與國家的本質看得太簡單。 新自由主義與難民的價值 而且，道德或許可以作為宣傳收容立場的口號，但各國收容的目的卻跟道德相距甚遠。 BBC 的著名經濟記者 Robert Peston 就在一篇文章中嘗試解釋為何德國向難民打開大門，英國卻只在艾蘭遇溺照登上各大報頭版後的公眾壓力下，才增加難民收容配額。 Peston 認為兩國的相異態度跟人口增長與經濟前景有關：德國的人口正在下跌，英國相反；而且因為人口老齡化，德國的撫養比率（即從事勞動生產及不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口比例）也比英國高。年輕力壯的難民因此成為了德國勞動力的來源，尤其是有能力逃離敘利亞長年戰火的難民，大都正值青壯年，少有老弱傷殘。於是，德國是因為經濟原因，填補技術勞工缺口的需要，而比英國有動力收容難民。 邊境本身選擇性向某類人關上，又向某類人開放，但理由與其說是種族，不如說是階級。 在極右派抬頭，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崛起的今天，訴諸於經濟原因，或許更容易說服本土公民收容難民的必要。不管是在香港還是英國，都會聽到有本土公民要求加強邊境和人口管制的呼聲。筆者不會說這是自然的現象，但這絕對是可以解釋或理解的現象。但在此更有必要闡明一點：在我們排拒某些外來人口（如難民、申請庇護人士），但又歡迎某些外國優秀人才，外來資本，投資移民的同時，我們本身就是在支持某種根據經濟價值來判斷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