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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六四﹑本土﹑學生組織




[刊於明報月刊六月號專欄]

雨傘運動過結束了不足半年,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就在一波又一波的退聯風潮中,流失了一半成員大學。最先退出的成員是一向被視為「本土派」橋頭堡的港大,然後是理工大學﹑浸會大學,最新一間退出學聯的前成員是城市大學。現時只有中大﹑科大﹑嶺南和樹仁尚是學聯成員,這個曾經領導雨傘運動的大專界學生組織,就此分崩離析,變成了「新界學聯」。

說到底,退聯風潮雖然在雨傘運動後就席捲大專教育界,但如果一直有留意關於學生組織的討論,以及雨傘運動中所謂「拆大台」的論爭的話,對於雨傘運動失敗後,大專院校一間一間透過公投退出學聯,應該不會太過驚訝。退聯派的主張,不外乎以下數點:一)學聯沒有民主機制,寧可實行院校自主,在某些議題上可以合作;二)學聯是支聯會及民陣等組織的成員,已經預設了左翼立場,而不是所有同學都認同支聯會或民陣的組織理念;三)學聯長期支援中國民運組織,認同「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與理念,但本土陣營認為香港不應分散精力影響中國民主進程。這種觀念在陳雲「城邦派」﹑黃洋達「熱血公民」等右翼民粹團體及政黨出現後尤其受到吹捧。最後一點是學聯在雨傘運動中領導不力,在龍和道「升級」失敗事件中更是難辭其咎。 

六四與本土 

退聯派主張與中國民主切割,浸會大學學生會副會長張崑陽受訪的時候就說支聯會的六四晚會極之形式化,行禮如儀,並且斷言唱歌點蠟燭並不是真正的抗爭。而且支聯會的六四口號亦流於陳套,「建設民主中國」並不是這一代香港人的事,香港目前面對赤化危機,分身不暇,無法北顧中國。事實上有不少「本土派」論者支持這種說法,認為香港人應該將六四重新理解為「鄰國」一次政治鎮壓事件,甚至是「人道災難」(對於「人道災難」的理解在此先不深究),香港可以同情,但沒有義務支持平反,或每年紀念。事實上,因為成員之間沒有共識,學聯今年將是史上第一次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對於「香港與六四無關」論,筆者只能說我對這種說法即使有再多同情,亦無法全盤理解當中的邏輯,更不能認同這種結論。第一個理由自然是感情上的。筆者出生於八十年代中期,八九年北京學運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才不過三歲多的小孩,對於六四,我記得的只有家長的眼淚,還有零碎的遊行片段。然而我們這一代八十後對於中國政治的啟蒙,大概都是八九民運與血腥鎮壓。少女年代始嘗試了解中國,讀了好些六四流亡知識份子的著作,知道了八十年代中國沸沸揚揚的「思想解放」風潮,明白這個國家之所以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並非所謂「民族宿命」,而是權力鬥爭的失敗,路線鬥爭的失敗。我不諱言我這一代的青年,即使像我這種理性上質疑國族主義的,或許都有些殘餘的「大中華情意結」,那是因為六四。 

第二個理由,是理性上的。八十年代亦是對於香港前途問題非常重要的一個時代。六四事件在當時就對香港社會造成了深遠影響:黃洪教授去年回應蔡子強先生的文章,談及當年的所謂「民主回歸派」--對中共抱有希望,有深厚民族感情,希望「感化」中共的學運領袖,就在六四鎮壓後「派不成派」,因為可以將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民主回歸」夢業已破滅。黃洪認為蔡子強說的,「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其實早在八九民運後便完成了,因為這些愛國派對於中共黨內「進步力量」可以帶領中國民主化的幻想,隨著胡耀邦﹑趙紫陽被打壓,中共出動解放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已成泡影。是因為六四,香港才成為了所謂「民主北伐」的橋頭堡,成為五星旗陰影下唯一一個仍然在談論,在紀念六四事件的地方,甚至,我敢說六四紀念絕對有份模塑香港人的政治身份。「本土派」或「退聯派」認為香港不應再管六四,那不止不是「現實政治」,應該叫「超現實政治」了。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香港現時的確是中國的一部份,你對抗的不止是港共政權,還有中共政權。當中共政權宣傳其進步,其偉大,其合法性,香港卻妄想獨善其身,以為小小井水不干犯河水(這倒是完全跟中共的說法吻合),忘記中共在所謂「進步」中無法抹走的一灘血跡,就可以達致本土民主,這種思維,這種邏輯,我即使費盡心思亦無法理解。

 組織有那麼重要嗎? 

學聯成為了「新界學聯」,本土派論者認為不代表學運就此被瓦解,各大專院校從此可以在不同的議題上選擇性合作,甚至可以像泛民協調一樣辦「飯盒會」類的交流平台。這樣的想法聽起來十分合理,但組織的意義比所謂協調機制或飯盒會深得多遠得多。一來是資源調配:學聯長期關注高等教育問題﹑學術自由問題,沒有了八大學生會的平台,這些非爆炸性的議題會再有那麼多學生組織關注嗎?回溯雨傘運動,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寫道:「沒有學聯供八方院(校)聚合,沒有學界商討日,沒有學界公投,沒有學界方案,沒有七二遮打抗命,沒有罷課,沒有兩傘運動。一步進一步,一環扣一環。」一個穩固的組織不止是集合聲音的渠道,更傳承了經驗﹑理念﹑在整個公民社會中的位置﹑(思想與財政上的)資源等等。雨傘運動後,專業人士的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法律界組成「法政匯思」﹑醫生有「杏林覺醒」,精算師有「精算思政」,教師﹑社工﹑護士等專業界別,也許都開始發覺單打獨鬥之苦,所以開始組織起來,這是我認為雨傘後最好的現象之一。唯一在瓦解的,只有學聯。

退聯派喜歡拿保聯派說過的一句話來嘲笑:「退聯,共產黨最開心。」事實上,筆者認為學聯崩解,共產黨的確難以不額手稱慶。但共產黨「開不開心」,也許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對於中共以及權力本身的認識,是否真的那麼的膚淺。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中寫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人類與權力的鬥爭,就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香港十八年前經歷主權移交,民間有構築本土政治身份的呼聲,自然不過。但把這種身份建立在虛幻的二元對立,以及在邏輯上根本就不現實的「現實政治」上,卻叫人懷疑傘後香港的所謂政治覺醒,究竟是一場民粹的,完全依賴情緒與直覺的盲動,還是真正理性公民社會的重生。 

走筆至此,容我引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的一句名言:「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optimism of the will.」前面半句不是說作為知識人,我們必須對一切感到悲觀,黯然接受學聯從此瓦解的命運,放棄組織甚至放棄任何革命的可能。反之,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不應該對現實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或幻想,如果發生了,必須接受,並且直面。正如我們不會期待中國的一黨專政突然崩解,或者外國會因為任何「人道理由」對香港「伸出援手」等等,違反我們對於世道的一切理性了解。但在直面真象以後,我們卻又必須有後半句的樂觀--相信我們有可以打破宿命或種種枷鎖的意志。其實我從不相信歷史只有進步,回望過去,人類的軌跡總是重重覆覆,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好與壞,善與惡,總是在那一代人都復歸塵土以後才會變得明晰起來。然而不代表我們就應該落入犬儒的窠臼,輕視我們生而為人面對困逆的意志。這一句,是我認為一個知識份子,對於世事應抱持的態度。 

而如果單單是記住已經不夠,那就從過去當中理出另一套思想,重新武裝自己吧。「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與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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