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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專欄〕債務違約與人權




去年年底,俄羅斯盧布正經歷十六年來最大跌幅。油價疲弱令出口貿易額有三分二依賴石油及天然氣的俄羅斯有機會經歷巨大資金外流,引致金融市場不穩;而俄羅斯國債亦淪為市場上無人敢於染指的垃圾債劵。俄國金融市場一旦崩塌,將牽一髮動全身,直接影響新興市場經濟,並引發債務危機。被已故英國政治經濟學鼻祖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稱為「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的現代資本市場邏輯仍然運行無礙,而在十賭九輸的永恆定律下,贏的只有極少數莊家,而營營役役的大眾,則只能把身家性命財產全都押在一個由「精英」把持的擲骰遊戲中。

二零零八年債務危機的陰霪仍在頭上盤旋不去,下一場連鎖國債違約,似乎又是山雨欲來。此時不禁想起於七﹑八十年代執掌花旗集團,彼時在金融界地位舉足輕重的銀行家里斯頓(Walter Wriston)的名言:「國家是不會破產的(Countries do not go bust)……基建不會就此憑空消失,國民的生產力不會消失,自然資源如是。所以國家的資產永遠大於負擔,而負債正是引致破產的技術性原因。這就是國家大大不同於一般企業之處。」

里斯頓無疑錯了,而且錯得離譜。如果國家真的不會破產,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從墨西哥到阿根廷到歐豬五國等一次又一次的債務危機?此言出於一九八七年,里斯頓當時嘗試為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向拉丁美洲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批出,最後演變成「第三世界債務危機」(Third World Debt Crisis)的大額貸款辯護。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在墨西哥於一九八二年違約始爆發,及後拉美及非洲國家連鎖破產,已經證明了里斯頓的名言從頭到尾都跟現實不符:基建可以消失,因為它們需要公共資源來維護;國民生產力可以消失,隨著政府削減投放到教育和福利的公共資源,長遠而言國民生產力只能每況愈下;而天然資源自不消說,單是國際商品價格(commodity prices)稍有波動,已經可以令發展中國家陷入財政困難,最後可能根本無力再利用和開發這些所謂先天的優勢。這就是資源的詛咒(resource's curse):無疑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坐擁豐富天然資源,所以七十年代商品價格高昂時,這些國家都紛紛以天然資源作抵押向外借賃,於是八十年代國際商品價格波動,幾乎完全依賴出口這些資源的發展中國家立刻陷入窘境,觸發連鎖債務違約。

如果真的要說國家跟企業有甚麼不一樣的地方,當然不是里斯本謬論中的「國家永遠不會破產」,而是國家破產所涉的人權與道德問題,企業再獨立再跨國再大型,也永遠難望其項背。國際貨幣基金(IMF)在八十年代第三世界債務危機時,利用受盡學術界和發展中國家詬病的所謂結構性調整方案(SAP,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迫使發展中國家大幅削減公共預算,結果這些國家已經受到重創的經濟失去政府開支刺激,完全陷入緊縮(austerity)帶來的惡性循環。社會福利網又被這些高舉反開支,反福利,反政府介入的「重組方案」所破壞,令社會底層頓失經濟支援,貧富懸殊大幅上升。這種結構性重組最可怕之處,自然是鼓吹在經濟衰退與投資者信心低迷時,仍然反對政府增加開支刺激經濟。緊縮政策的死硬支持者,新自由主義重鎮芝加哥大學的學者John Cochrane曾言:「政府多花一毛錢,私人機構就少花一毛錢;公共開支帶來的刺激,都會被私人機構減少了的開支完全抵銷。」因懼怕crowding out effect而實行緊縮勒緊褲頭的所謂「負責任開支」,在美國布朗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學者布萊思(Mark Blyth)眼中,卻完完全全是飲鳩止渴的不歸路。布萊思在Austerity: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大緊縮:人類史上最危險的觀念》)中的主要論點,其實也是凱因斯學派的主要觀點:經濟沒有自我復元的能力,而緊縮的邏輯其實自我矛盾,那就是既要政府不花錢,又要求市場主導的私人機構花錢,那整個經濟在沒有資金投入下只會陷入史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之下向螺旋中,難以翻身。

這些重組方案又跟上文所提的人權又有何相干?在債務重組時要求借貸國削減公共開支,在發展中國家首當其衝的,永遠都只是底層人民的福利,學生的教育津貼,工人的工資,而非軍事開支,或上層官員的年終獎金花紅。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九八九年的數據,在八十年代債務問題困擾發展中國家時,在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每年有超過五十萬兒童因飢餓致死。在阿根廷不時有學童因嚴重營養不良在上課途中昏倒,逾半國民落入貧窮線下,三分一人負擔不起食物食水等基本生活需求,搶劫超級市場和大型街頭暴亂,在阿根廷由「拉美經濟奇蹟」變成人間煉獄的時代,只屬稀鬆平常。里斯頓口中的「國民生產力不會消失」,其實沒有把底層人民算進去。大抵在里斯頓眼中,沒有消失的是可供開放的市場,還有一大群只待外國投資流入,在工資低迷的環境下無工可揀,也沒有談判權,選擇權的失業人士,去組成為跨境全球資本服務的底層大軍。

而這種情況的發生,完全要歸因於國際法在債務問題方面的真空。聯合國債務專家,近來出版Debt and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Financial Complicity一書的學者Juan Pablo Bohoslavsky在十一月初於華威大學的講座中指出,現有的國際債務重組機制,幾乎就是等如沒有機制,而由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擔心違約會令他們失去日後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進行融資的機會,令債權人在債務危機發生時的話語權,永遠都高於這些借貸國,而後者只能被迫接受不公平,而且對本土經濟有害無益的重組政策,而受害的永遠都是底層人民。幸而這個問題在今年九月終見曙光--聯合國會員大會通過一項重要決議,內容是成立一個多邊法律框架以處理國債問題,令債權人和借貸的權力不會過份不平衡,令這些國家永遠只能無奈接受結構性重整,落入緊縮的惡夢中。而Bohoslavsky更特別指出所謂禿鷹基金(vulture funds)之禍害。數月前美國法院頒下遭史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眾多經濟學者非議的判決:阿根廷需以正價贖回禿鷹基金在阿根廷深陷債務危機時,由共和黨金主辛格(Peter Singer)率領的「禿鷹基金」NML Capital以破底價買入的大量國債。判決令阿根廷再次走在違約邊緣,而學者如史格利茨則大舉攻擊法官誤解法律概念,但因篇幅問題就先不贅。這些禿鷹基金經常對落入債務危機的國家興訟,如辛格就曾利用類似手法攻擊希臘和剛果;而這些禿鷹基金亦愈發懂得利用國際債務重組幾乎不受規管的真空來套利。

債務重組如果不作規管,一則引發緊縮帶來的人道災難,二則令金融大鱷容易利用資金阻礙由國家主導的重組計劃。在世界已經歷多場債務違約風暴的今天,唯願國際公民社會能認清這些故意被埋藏在許多技術字眼背後的真相。在寒風刺骨的十二月,筆者乘留學英倫之便,到鄰近的愛爾蘭走了一轉。愛爾蘭是歐豬五國(PIIGS)之一,在二零一一年歐債危機高峰期,成為繼希臘後,第二個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三頭馬車」機制紓困的歐元區國家。到了二零一四年底,緊縮帶來的只有工資下滑,貧富差距增大,失業率仍舊高企,本土人才不斷外流。只消在都柏林Grafton Street和聖三一學院的市中心繞一圈,看看失業人士掛著寫有「Austerity costed me my life」或「I have three children and no job」的控訴紙牌,就會明白愛爾蘭為何在五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向左轉,又為甚麼都柏林滿街都是反緊縮的標語,而「社會主義行動」﹑「工會大聯盟」和「工人階級團結」等怵目驚心的字眼,又是如何成為愛爾蘭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日常。在五月的選舉中,呼籲大規模罷交稅運動的愛爾蘭社會主義黨成員及反緊縮聯盟(AAA)候選人Paul Murphy贏得了都柏林西南部的補選,而執政黨派(愛爾蘭統一黨及工黨)則遭受挫敗,失去了逾一成選票。只能被時代牽著走的普通人,唯有連結起來,才能在如此穩如磐石的全球金融制度裡作出微小但不能有缺的反抗。愛爾蘭人到底還是用選票向國債重組帶來的緊縮說了一句有力的「不」,然而發展中國家的底層人民,恐怕還是沒有這種奢侈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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