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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同場加映﹕那道攀越不了的竹籬笆——寶島一村 19.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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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上星期日晚上,終於看了自數年前在台灣上演,即教我期待不已的《寶島一村》。一九四九年中,共軍攻陷上海、南京,國民軍隊撤至台澎金馬群島,有說撤退軍隊最少有六十萬,而加上家眷、黨政官員、警察、國軍支持者等,從大陸撤退者逾一百萬人,軍眷的安置給國民政府造成了重大壓力。所謂眷村,大多是沿用日據時代留下的房舍改建的平房,供暫時安置軍眷之用。這些外省軍眷聚居的區域完整獨立,文化內聚力強,成為了數十年台灣族群問題的一道鮮明強烈的風景線。而《寶島一村》的敘述背景,就是比較簡陋、清貧的陸軍眷村。

我在八十年代中出生於英殖香港,這齣戲刻劃的,分明就是和我幾近毫無關聯的歷史與時代;然而在漆黑劇院裏,我竟莫名其妙的鼻子發酸,幾度暗暗的掉眼淚。完場謝幕後燈火驟亮,才省得自己的感動,其實源自香港上兩代的移民故事。相同的歷史,相異的場景,人類關於流徙與飄零的自嘆,關於家園的期望與想像,畢竟隱隱共通。而原來鄉愁是會流傳下來的文化基因,台灣眷村的後代,和我們這些大陸南來難民的後代,透過重訴在車水馬龍時代刻苦生根的故事,又超越了最主流、最不着地的歷史敘述,將流離時代對於家的想像,一代又一代,流傳下去。

然而在從文化中心回家的路上,幾乎是冥冥中注定的一般——我打開的書,是大陸作家許知遠的新書《抗爭者》。台灣本省民主鬥士施明德對白色恐怖時代的敘述,跟《寶島一村》裏那個戲謔地對待政府壓迫的外省軍眷心態,竟然如同兩個世界。在那個外省菁英掌握幾乎所有權力的年代,白色恐怖的兇暴與黑暗,到底有沒有跨越過眷村的那道籬笆?在劇中,主角老趙的女兒二毛旁白:「外面的事件是真實的,我們村子的都是虛假的」——這句台詞如此篤實地描繪了整個外省族群,尤其是眷村第一代自外於台灣政治改革進程的情况。也許是要在大陸巡迴的關係,《寶島一村》沒有稜角,柔和平順得像一齣台語鄉土劇,然而歷史的碎片仍隱然可尋。

眷村外省人

《寶島一村》中的眷村外省族群,似乎都是依賴故園細碎,如聽平劇,包天津包子,唱去國懷鄉的歌曲,把北京山東上海掛嘴邊,處處幾乎有點刻意的提醒自己「流亡者」的身分。而他們的子弟揚棄這種漂泊者的心態,與台灣一同覺醒,把台灣視作一個國族整體,當中又隔了幾個十年。劇中所呈現的,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高度自給自足的眷村:左鄰右里平實互助,即使家鄉不同,口音各異,甚至互相聽不懂對方的語言,他們流亡人士的身分,依然令他們在無形中形成一個與本省人…

我所知道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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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曾在明報工作過,只是在明報寫過專欄,現時也經常為星期日生活,偶爾為世紀版撰文。不諱言認識很多好朋友都任職明報,但關心此事不只因為淵源,而是因為明報是還會做偵查式報導,還會用頭版大字報導六四,還會緊守及行駛傳媒監察權力之作用的大報。我那些在明報編採室的友人,是我認識過的最有使命感,最自覺於新聞作為第四權的作用,對揭露權力的醜陋最不遺餘力的新聞工作者,是我努力奮進的標竿,是我量度自己的尺牘,更是我最好的良師益友。很多人提及明報追查四川豆腐渣工程的來龍去脈,這些都不過是明報多年以來出色新聞工作的一部份而已。

明報真的算是我成長的地方。我想不到香港還有那份報紙會把珍貴的版位如此安心地給一個不知那裡冒出來的人去寫冷門至極的國際議題。要寫甚麼,跟編輯講個大概字數就可以,從未過問內容和觀點。這樣的自由,正是每個寫字的人最渴望最珍惜的。而在這幾年傳媒界的腥風血雨中,誰人都知針砭時事從來有代價,所以尤其珍惜明報所給予寫字人的自由。突然撤換總編必然關乎政治,這不是明報或明報員工的事,是我們大家的事。李慧玲被撤出晴朗才過了多久?整頓傳媒的計劃,恐怕現在才開始。

深夜,我想起趙越勝《燃燈者》裡的這一句:「不管天光大開,還是燭光掩映,清醒的靈魂總守候著,只要有人守候,就總有破曉的可能。怕就怕我們都沉睡了。」新聞自由不止是明報員工的事,新聞自由也不只是明報讀者的事,喪鐘為所有人敲響了,你聽到的。我們只有打破沉默,堅定地站在一起。鍥而不捨地追查真相的記者,曾經為我們的社會在暗夜裡燃燈,到了今天新聞自由踏入寒冬,願我們會打破沉默,共同守護我們共有的產業。

明報星期日生活:國際視野﹕我們所知道的恐怖主義 05.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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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是一篇關於恐襲的小文,其實還有下集。照片是我今年八月在黎巴嫩的黎波里拍的。一星期後,當地就發生了大型恐襲。)

【明報專訊】在太陽毒烈得把大地烤成焦土的盛夏八月,我在黎巴嫩度過了短促的三個多星期。那不足一個月的日子裏,貝魯特的真主黨總部遭炸彈襲擊,城南一片硝煙,市中心都有軍人戒備。及後才不過兩個星期,北部大城市的黎波里的清真寺亦遭自殺式襲擊,而且是故意選在伊斯蘭教徒上清真寺做禮拜的星期五。在襲擊之前的那個星期五,我才在的黎波里的清真寺乘過涼,靜靜地坐了好一陣子,看一個臉頰紅通通的可愛小男孩跟父親坐在紅地氈上嬉戲。七日之差,電視畫面上的那片頹垣敗瓦,跟我所見過的,彷彿是兩個世界。作為敘利亞的雙生兒,黎巴嫩如同一面鏡子,反映了敘利亞的脆弱;而它自己內部的弱點,也跟敘利亞的派系分歧完全呼應。

過去幾個星期,類似的襲擊接二連三在黎巴嫩發生。上星期貝魯特的恐襲炸死了前總統哈里里(Rafik Hariri)的前副手Mohamad Chatah;而早前伊朗大使館亦遭襲擊,而且襲擊分成兩部分,有些在第一次爆炸後趕往視察傷亡的民眾,逃不過第二次爆炸。我們似乎很習慣閱讀中東的恐襲新聞,彷彿恐怖活動已經是伊斯蘭世界運作邏輯的一部分。不難理解恐怖分子是因為有某些信息要向政府或公眾傳遞,才用了暴力而且公開的方式來獲得注意,但這些恐怖活動真的是內化成了專屬於極端伊斯蘭主義者的教條,還是如法國的阿拉伯世界學者Francois Burgat所言,任何一個歐洲政黨,如果遭受到伊斯蘭世界所遭受到的壓迫,都有可能會訴諸武力——也即是說,恐怖主義是獨立於伊斯蘭極端信仰而生的?

新型自殺式活動顛覆傳統暴力

要證明前者或後者都極端困難。根據著名恐怖主義學者A.P Schmid的定義,綁架、汽車炸彈等活動,在戰爭中都被算作恐怖活動;而恐怖活動跟傳統戰爭的邏輯完全不同,交戰雙方在傳統戰爭中會以限制自己的傷亡,然而在新型的自殺式恐怖活動中,死亡幾乎是完全肯定的,完全顛覆了過往傳統的暴力形式。伊斯蘭教禁止自殺,於是蓋達組織等進行恐怖活動的組織將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定性為「殉道者」,死後是會上天堂的。研究內戰的學者Lisa Hultman的觀察是,只有以民族或宗教號召的戰爭中,比較容易出現自我犧牲的恐怖活動;單單為了政治或經濟上的壓迫或不滿,難以催生較為極端的行為。

恐怖襲擊公開 有高度表演性

恐怖主義最常與伊斯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