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akazine〕阿爾巴尼亞的良心-以文字對抗專制




(刊於Breakazine 2014年11月號雨傘運動特別版)

在香港學界為抗議人大決定而罷課,小島風起雲湧之時,我隨歐盟考察團,再次踏上了科索沃的土地。銘誌著這片飽歷滄桑的土地走向獨立的地標「NEWBORN」換上了迷彩顏色,令破落殘舊,鑄刻了前南斯拉夫共產過去的普里斯蒂娜市中心,顯得沒那麼索然無味。

數月前,我很喜歡的兩位香港作家黃碧雲與董啟章,分別就獲紅樓夢獎與成為書展年度作家而為文,寫及文字在當刻社會脈絡裡的位置。在紛亂時局裡埋首思索文字的力量,在香港被視為奢侈離地,然而那本應是所有認真的公共書寫之本質,在九十年代烽煙漫天的巴爾幹半島尚且如此。年前走過與科索沃淵源極深的阿爾巴尼亞,郵票上都是當代阿爾巴尼亞文學大家,多次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卡達雷(Ismail Kadare)的圖像,阿爾巴尼亞人和科索沃人(阿爾巴尼亞人佔科索沃人口超過八成)無人不推崇其作品,視他為民族英雄之一。

阿爾巴尼亞的共產獨裁者霍查(Enver Hoxha),在六十年代曾經與同樣跟蘇聯斷交的中國非常友好;中國在一窮二白,饑荒肆虐農村的年代,還是把援助送到霍查手上,替阿爾巴尼亞建了數十萬個大而無當的碉堡,名為防禦資本主義陣營的核子攻擊,實質是為霍查製造恐懼氣氛,鞏固政權。中阿這段短暫的友誼被卡達雷視為西方世界拒絕與阿爾巴尼亞對話的結果,他從來不吝嗇批評冷戰時期西方社會的虛偽,然而對霍查獨裁政權的鞭韃,卻來得最深刻有力──在他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The Palace of Dreams(個人認為這部小說比《1984》或《我們》來得更為完整)中,他描述了一個連造夢也得被審查的虛構國度,隱然影射了霍查的白色恐怖政權;在The Siege裡專橫的鄂圖曼軍官,亦帶有霍查和世上其他軍事獨裁者的影子。在作家不是「被自殺」﹑「被車禍致死」就是被流放的專制國度,卡達雷走在鋼索上的小說如同一面鏡子,反映了龐大共產機器之荒謬,備受壓抑的人民之憤慨與無奈。

卡達雷在共產陣營倒下的前一年自願流亡,前往法國申請庇護。早在西方世界成名的他,成為了法國文壇一個響亮的名字,巴爾幹半島之光,阿爾巴尼亞的良心。然而在許多人眼中,他跟許多同在共產政權下寫作的作家卻無法相比──《紐約時報書評》著名評論員Noel Malcolm就狠批他是機會主義者,沒有盡力反抗高壓政權,甚至加入維護(卡達雷曾擔任作家聯會主席,該會的主事人就是霍查妻子)。對於許多批評者而言,卡達雷的文字從不直面獨裁之恐怖,停留在比喻﹑想像﹑魔幻與歷史故事的「安全範圍」。

然而如此批評,對卡達雷來說或是有欠公允。其一是後冷戰世界對於「反共產英雄」的獵奇心態,很容易產生一種過份簡陋的西方視角,忽略了在共產阿爾巴尼亞進行政治諷喻寫作的危險;其二是,正如卡達雷自己在一個訪問中言及,他走鋼索的寫作方法,令他僥倖逃過霍查政權的迫害(即使他的許多著作長期成為禁書),而他能夠繼續寫作,其實「給了許多人希望與勇氣」。

今天我們總是拋出「拒絕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的口號。歷史轉折點當前,我們大抵不應沉默,然而又應該說甚麼話?在文字若不貼上「核彈」標籤就被置於一隅無人多看一眼的時代,我慶幸還有人能寫出「言語無用,沉默可傷」八個擲地有聲的大字,也慶幸在更不自由的年代,這世界有卡達雷﹑哈維爾﹑索忍尼辛。走筆至此,赫見報紙上關於罷課的報導標題,竟用上了中大政哲教授周保松的話:「我們改變,世界就跟著改變。」在槍彈下哲學無用,藝術無用,文字亦無用;然而它們的存在提醒我們,這個世界或許永遠都有高壓的權力,但也永遠都有思想與文字,如泥土鋪墊於上,容許尊嚴與勇氣,在夾縫中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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