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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導讀:聖戰組織重臨──從歷史及政經說起




陳婉容(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遜尼派聖戰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異軍突起,為國際社會投下了一枚震撼彈──伊拉克在二○○三年美伊戰爭始的十年亂局,無日無之的派系衝突,分崩離析的社會與破碎的國家系統,原來只是更嚴重災難的先聲。敘利亞自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引發內戰始,早已是各個大國利益集團的代理戰(proxy war)戰場,但正如本書作者,英國《獨立報》資深中東記者派崔克.柯伯恩(Patrick Cockburn)所言,所有對「國際形勢」的分析都明顯抽離了衝突的在地脈絡,以致當ISIS橫空出世,並以驚人的速度擴張版圖的時候,西方各國才如夢初醒,被迫正視這個神秘的遜尼派聖戰組織,但對於它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卻仍如墮五里霧中。

《伊斯蘭國》正是關於黎凡特和伊拉克地區少有的在地觀點。柯伯恩在我尚未出生的一九七九年就開始他的中東採訪生涯,對於近代中東政治角力了解之深自不待言,然而我或許仍能嘗試為他的分析,加上一點歷史和經濟的思考框架。

一百年前種下的衝突種子

伊拉克與敘利亞真正的故事,跟中東整體的故事一樣難以說清。現今研究中東的專家,要解釋這個地區的烽煙與衝突,幾乎最少要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俄秘密協議瓜分鄂圖曼帝國領土,從而決定中東各國版圖的賽克斯.皮科協定(Skyes-Picot Agreement)說起。

協定內容在此不贅,但這種在檯底下劃分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協議,最終為中東帶來了無窮無盡的衝突與版圖變遷,例如法國勢力下的黎凡特地區(Levant)最終分裂,敘利亞與黎巴嫩皆獨立建國;而英國勢力範圍也劃分為伊拉克和科威特等獨立國家。只消打開地圖,看看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區國家那些筆直的人工國界,就知道西方國家百多年前的中東政策影響深遠,令這個派系和族群組成複雜的地區的隱患,注定難以解決。而西方和其他區域國家在地區中的干預和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更令中東國家難以建立有凝聚力的政治結構。

我以跟敘利亞仿如雙生兒的黎巴嫩為例。柯伯恩已經深入解構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亂局,但黎巴嫩卻是可見將來除伊敘兩國,中東最有機會深陷大規模衝突的國家;而且回首十五年黎巴嫩內戰中的聯盟變動,再對照今日敘利亞和伊拉克那些不可端倪的結盟關係,就會發覺這個小國的衝突是中東鏡像。在鄂圖曼帝國時代,黎凡特地區是什葉派﹑遜尼派﹑基督徒和庫爾德人聚居之地,在一戰後黎巴嫩與敘利亞同受法國託管,後於一九四三年獨立。

六十年代,國內親西方的基督教馬龍派跟透過要求政府體制反映人口結構來分享權力的穆斯林衝突頻仍;加上以色列在二戰後立國對中東權力平衡所帶來的影響,黑色九月事件又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移至黎巴嫩,建立起「國中之國」,令國內政治環境日趨緊張,最後爆發內戰。什葉派﹑遜尼派﹑基督教馬龍派﹑德魯茲派甚至亞美尼亞人的民兵團都加入戰鬥,還有以色列﹑巴解組織和敘利亞介入,令和平因為利益團體太多而變得不可能。

我在二零一三年再次造訪黎巴嫩,短短一個月的日子,就見證了三次恐怖襲擊。當時敘利亞內戰已經深入黎國各派系,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真主黨成為遜尼派攻擊目標;敘利亞難民湧入,又如同七十年代巴勒斯坦難民湧入一樣,為黎巴嫩脆弱的派系平衡帶來了極大震盪。說黎巴嫩現時遊走於內戰邊緣,或許仍是誇張,但黎巴嫩離建立起真正有內聚力的政府與和平社會,仍是遙遙無期。

中東國家為何總是無法建立起能夠凝聚所有民族和宗教的政府?由於部落太多,部落利益太複雜,每個部落都有外國勢力撐腰,問題不可能硬生生的用一張國旗蓋住,或在地圖上畫線就算解決。衝突總是隨著政治論述﹑族群利益﹑經濟角力與宗教派系愈扯愈遠,近至伊朗土耳其,遠至美國俄羅斯。我們眼下所見的衝突,既是在地的,又是國際的。那是理解幾乎任何中東問題,包括伊斯蘭國崛起的根本。

伊斯蘭國的政治經濟

二○○三年的美伊戰爭將遜尼派獨裁者海珊拉下台,再安植什葉派政府上台,繼續美國在中東拉一派打一派的政策,利用什葉派清剿海珊餘黨。什葉派總統馬利基對國內的遜尼派實行強硬打壓,令遜尼派中較溫和的派系失勢,加上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波斯灣國家對遜尼派的金援,造就了伊斯蘭國借遜尼派對現狀的不滿而崛起的機會。而美國的所謂「解放伊拉克人民」,在武力推翻海珊政權,控制了伊拉克石油命脈後就毫無進展,全國陷入半無政府狀態,治安惡劣,早已是所謂「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典型。在ISIS崛起之前,恐怖襲擊已經成為伊拉克人民面對的日常。美國在推翻前政權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所煽動的派系衝突,加速了國內遜尼派激進化的過程;而美國跟沙地阿拉伯盤根錯節的政經利益關係,更令所謂的反恐注定失敗。沙地阿拉伯輸出的極端思想與龐大金援,最終催生了ISIS這個武裝組織。現今美國面對自己有份製造出來的災禍,亦得承認陷入窘境,束手無策。

說沙地阿拉伯和其他波斯灣國家的金援催生ISIS,並非倒轉了兩者的因果關係。正如柯伯恩在書中解釋,這些產油國為了聖戰份子不在國土上活動,就向外輸出金錢援助,希望推倒國外的什葉派勢力。ISIS正是這種政策的得益者,然而這些援助只是資本,這個恐怖組織將攻城掠地變成了一盤跨境生意,從搶奪油田氣田控制權,控制水電基建,到綁架外國記者或人道救援人員並勒索天文數字贖金,這個組織的營運動力,與其說是傳統聖戰者的極端宗教意識形態,不如說是白花花的金錢。

現時ISIS已經成為史上最富有的極端主義組織,研究恐怖主義的英國學者諾伊曼(Peter Neumann)估計,現時ISIS的資產淨值超過二十億美元,而且他們控制了伊拉克大部份的油氣設施,財富還可以再累積下去,而且財富一定是ISIS持續擴張的原動力。如果我們對極端組織的理解,尚停留在宗教或政治號召的階段,而忽略了可能更為重要的經濟利益層面,恐怕永遠無法理解ISIS的全局,更是忽略了中東國家的經濟權力關係。

ISIS除了利用敘利亞內戰中遜尼派的起義,和伊拉克的派系衝突而迅速成軍,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地理上擴張(現今伊斯蘭國的版圖已經比英國更大,而敘伊之間的邊界亦已名存實亡),不能不提,而且跟讀者有切身關係的,是他們對於西方國家中,跟伊斯蘭有傳統連繫的國民,如來自中東,但已歸化西方國家的移民的吸引力。西歐和美國都有為數不少的志願者前赴敘利亞和伊拉克,加入ISIS的聖戰士大軍當中;而與中東親緣性較強的地區,諸如以伊斯蘭教徒為大多數的,在九○年代受盡烽火蹂躪的巴爾幹半島國家如科索沃,更面對國內極端主義崛起的安全威脅。

ISIS之崛起除迫使西方世界重新省思九一一以降的中東政策,更加改變了西方政府對國家安全與恐怖主義的理解──恐怖組織分子化,資訊全球化,還有困擾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問題和貧富懸殊,都令ISIS和他們鼓吹的聖戰願景,對許多青年來說變得吸引。全球資本自由流動造成許多國家國民收入差距懸殊,在西方各國加劇了右翼排外情緒,在中東則助燃了族群和宗教派系衝突。ISIS早已不止是中東地區的「區域問題」,可以利用國家系統控制的「惡果」;然而西方世界領袖卻無心改變這些政策,而它們所造就的安全問題,就只能叫中東和西方各國的平民百姓來承受。

在殘暴不仁以外

西方主流媒體對於ISIS的報導,大都集中於他們的殘暴不仁,對少數群體和異教徒,例如北方的亞茲迪族(Yazidis)的迫害,還有殺害西方和當地記者﹑人道救援工作者的冷血行為。各種聳人聽聞的暴行,縱然無比真實,不免也容易落得片面──ISIS殺人如麻固然是事實,其手段之兇殘亦令人髮指,然而除了這種從西方觀點出發的,輕易地被解讀為「伊斯蘭教就是不文明」的視角,更應該有縱向(歷史前因後果)和橫向(地理視野)的觀點,真正理解我們身處的,本應「進步文明」的二十一世紀,為何會成為極端主義與戰爭肆虐的時代。西方各個有影響力的大國各懷鬼胎,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助燃衝突,由美國安植的伊拉克政府貪腐無能惹來怨聲載道,都不止是「殘暴不仁」四字能夠概括的政治問題。柯伯恩的分析值得細讀之處,正在提供了更多可以窺視這場巨變的角度。謹以此文作為《伊斯蘭國》的一點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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