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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圍牆倒下--寧要抗爭不要烏托邦



(按:報紙因為排版錯誤,沒有了第一段,下面的是完整版。編輯起的題為「如果歷史有如果」,但我較喜歡自己的題:寧要抗爭不要烏托邦。)

【明報專訊】每次想起共產東德,總想起一齣叫「快樂的謊言」(Goodbye, Lenin!)的電影。電影背景是八十年代末,柏林圍牆倒下之前的東德,片中主角艾歷的母親是個社會主義信徒,終身奉獻給黨和黨的偉大事業。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柏林圍牆倒下的前一天,一場急病令她昏迷不醒,八個月後一覺醒來,世界已經天翻地覆,東德的社會主義被宣判死亡。孝順仔艾歷為了母親的健康,千方百計「重塑」東德,由「自家製」社會主義品牌食物到找母親教過的學生來唱革命歌曲,細微得無孔不入。但大門既已打開,又如何阻擋得住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腳步?一張可口可樂巨型橫幅在家中對面大樓的天台驕傲地展開,母親終究發現社會主義已無力挽狂瀾。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她此時方知一覺醒來,半生信念已成無法撿拾的一地零碎。

一九八九年風雨飄搖,有許多人的理想在這個動盪年頭破滅,但更多的是冷戰面臨終結,世界終於復歸一體的歌舞昇平。中國天安門廣場、東德亞歷山大廣場、捷克瓦茨拉夫廣場相繼被自由的呼聲淹沒,最後東西方廣場的命運截然不同,原因當然跟其各自的政治脈絡有關。然而從現今的世界理解二十五年前的歷史,容易叫人太輕率地斷言當日有人錯判形勢,被歷史與當權者的暴虐和意志打垮;或將柏林圍牆倒下,歸因於當時東德早呈敗象,共產陣營已是強弩之末,只待一個導火線就會令政權相繼崩塌。

歷史有太多偶然與不可知

矛盾的是,歷史最容不下如果,但卻又蘊藏了太多只能還原作「如果」的偶然與不可知。如果當晚東德發言人沙波斯基(Gunter Schabowski)在東德政府放寬國民旅遊限制的記者會上,沒有因為一時情急口誤,而令東德民眾相信他們終於可以自由出入東西德,從而在圍牆附近聚集要求衛兵開閘;如果天安門開槍鎮壓的血腥恐怖不曾震動世界,而東德政府因而果斷地在萊比錫大示威驅散群眾,令十一月九日民眾不敢攀越圍牆,歷史會否走往另一個方向?研究冷戰史的學者、普立茲獎得主Anne Applebaum就柏林圍牆倒下二十五周年為文,寫及更多偶然——當年西方不少國家領袖如戴卓爾夫人和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其實都對兩德統一抱懷疑態度。如果彼時的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 )沒有那麼堅定的政治決心,在柏林圍牆甫倒下,立刻向從東德湧入西德的德國人發放「welcome money」,避免了可能的暴力衝突;在一九九○年又跟戈爾巴喬夫周旋,要求蘇軍從德國撤出,容許德國正式擺脫戰後四個戰勝國的制約,成為獨立統一的國家,歷史未必不會改寫。科爾晚年捲入政治獻金醜聞,令世人對他評價不一;但沒有科爾的決心,或許也沒有今日的德國。而如果在蘇聯,逼使戈爾巴喬夫下台的政變發生在東西德統一之前,肯定也會令德國重新統一這場標誌着冷戰結束的歷史大事徒添變數。

歷史終結論未被印證

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在那個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取得壓倒性勝利的時代,呼應了許多西方世界領袖認為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理應立於一尊的論述,例如戴卓爾夫人的「There is no alternative.」。福山認為馬克思同是歷史終結論者(雖然這個觀點甚有爭議),只是他認為歷史的最終方向不是馬克思的階級革命,而是自由與民主。在那個共產政權相繼倒下,世界似乎前仆後繼地奔向自由,各前社會主義國家以各種「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一頭栽進資本陣營的年代,民主自由似乎真的是人類歷史由低往高走的目的地。這種爆炸性的理論在最歷史中最適合的時候出台,成為了新保守主義的基石。

民主自由路尚要攀越高牆

然而往後二十多年的歷史,明顯證明福山的歷史終結,說得太早——由英美領頭的新保守主義帶來了更多單邊外交、極端主義、戰爭與恐怖活動,還有近年在歐洲逐漸抬頭的排外意識;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帶來了數次幾乎把世界捲入一九二九年大蕭條式經濟衰退的金融危機,包括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二○○八年次按危機引起的金融業連鎖倒閉。許多國家明顯沒有走在通往民主自由的路上,而且那些國家在國際社會形成了一股新的,不能輕視的力量——例如今日的中國與俄羅斯。歷史明顯沒有終結,烏托邦沒有到來,當年前仆後繼地奔往人類之解放的力量,還需要後人延續下去。當年柏林圍牆倒下,東德人民或用鏟子,或用自己的雙手,去推倒那堵將他們跟世界隔絕的,象徵四十年苦難與匱乏的高牆,追尋自由的意志教人動容。不時想起最後一個死於東德圍牆衛兵槍下的青年Chris Gueffroy——如果他願意再等半年,就不必白白犧牲。然而歷史沒有如果,立於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唯一能夠改變的,是我們身處的,當年東德圍牆外的「自由世界」。世上沒有烏托邦,資本主義陣營顯然不是苦難過後的彼岸。當年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回應不了世界的各種問題,於是仍有人抗爭,仍有人不住尋找解決的辦法,仍然有一堵又一堵的高牆,需要人們攀越。

堅持吶喊中成就轉變

書寫之時,正值學聯同學上京,期望面見掌握香港政治權力,能夠改變香港歷史的人。在佔領期間香港與中央政府的態度看來,成功機會,微乎其微。當年共產專制政權被推翻,與歷史上所有進步一樣,建基於重重複複的錯誤﹑失敗與重整。二十五年後,但願我們懂得把路鋪好,再等待一些偶然;大概抗爭的路就是擊敗了又重新站起,往復開來,堅持吶喊,才能在那堵牆的一些錯誤,一些過失,一些軟弱之間,成就歷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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