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兩個月前我在一個歐盟考察隊伍中，認識了一位出身德國高級外交官世家，年紀不比我大上多少，卻因父親的工作關係，已經在歐亞非三大洲三十多個國家居住過的青年。無疑他算得上身分優越見識廣博，但某夜當大伙兒酒酣耳熱，從歐豬五國（PIIGS）談到當時德國所有州分都通過決議完全廢除大學學費的新聞之時，他說：「大學教育本來就是為付得起錢的人而設，德國有些人還沒有脫離共產主義的荼毒，令那些沒有技能又或是不想去工作掙錢的人，都寄望從國家資源中抽點油水，又要想受高等教育，又要坐納稅人的便車不想交學費，長此下去，這個國家會給這些左翼嬉皮士搞垮。要讀書就借錢讀，讀完就還債，很簡單。」身旁幾個來自其他歐盟國家的朋友與我面面相覷，驚訝在社經地位比一般人優越的人眼中，原來免費大學教育是如此洪水猛獸，竟然可以連歐盟第一大國都搞垮。

在十一月乍雨乍晴的英國深秋，全國反學費及反削減開支運動（National Campaign Against Fees and Cuts ）和全國學聯（NUS）等學生組織帶領數千學生在倫敦遊行，抗議一系列由市場主導的高等教育政策，包括再次調高學費上限，削減高等教育開支等。走在英國大學裏，「anti-cuts」（反對削減開支）和「we want free education」（我們要免費教育）的紅底白字標語貼滿整個紅磚校園，全英許多大學都發生了學生自發的示威和佔領行動。英國學生抱怨學費高昂，令他們付不起高等教育入場費，或是靠借錢完成學業，一畢業就要背負巨額學債，在歐洲緊縮的大環境中絕非首次；記性不差的應該不會忘記四年前十一月，由於政府大幅削減高等教育經費，倫敦學生進行了逾月的示威抗議，英國警方在多次遊行中使用其聞名世界的kettling手法對付學生，即是用人和盾牌將學生重重圍困，不准進食喝水，不准上廁所，直到學生筋疲力盡被迫投降。然而爭取免費大學教育的學潮依然沒有遏止。許多香港學生同樣面對一畢業就欠下十多萬元學債的噩夢，教育產業化令不少副學士學生吃盡苦頭，我們應該最少可以問：一個大學學位，是不是一定要令人周身債？

欠債還錢邏輯

當世界還未從○八年次按危機帶來的連鎖倒閉效應中走出來，新自由主義者又在各大媒體中嚷著要政府進行緊縮，意即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包括教育經費，失業救濟金，各類貧窮住屋食物津貼等等。緊縮政策帶來教育產業化，當大學學位已經完全成為了商品，要入場拿大學沙紙，付錢…

（按：報紙因為排版錯誤，沒有了第一段，下面的是完整版。編輯起的題為「如果歷史有如果」，但我較喜歡自己的題：寧要抗爭不要烏托邦。）

【明報專訊】每次想起共產東德，總想起一齣叫「快樂的謊言」（Goodbye, Lenin!）的電影。電影背景是八十年代末，柏林圍牆倒下之前的東德，片中主角艾歷的母親是個社會主義信徒，終身奉獻給黨和黨的偉大事業。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柏林圍牆倒下的前一天，一場急病令她昏迷不醒，八個月後一覺醒來，世界已經天翻地覆，東德的社會主義被宣判死亡。孝順仔艾歷為了母親的健康，千方百計「重塑」東德，由「自家製」社會主義品牌食物到找母親教過的學生來唱革命歌曲，細微得無孔不入。但大門既已打開，又如何阻擋得住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腳步？一張可口可樂巨型橫幅在家中對面大樓的天台驕傲地展開，母親終究發現社會主義已無力挽狂瀾。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她此時方知一覺醒來，半生信念已成無法撿拾的一地零碎。

一九八九年風雨飄搖，有許多人的理想在這個動盪年頭破滅，但更多的是冷戰面臨終結，世界終於復歸一體的歌舞昇平。中國天安門廣場、東德亞歷山大廣場、捷克瓦茨拉夫廣場相繼被自由的呼聲淹沒，最後東西方廣場的命運截然不同，原因當然跟其各自的政治脈絡有關。然而從現今的世界理解二十五年前的歷史，容易叫人太輕率地斷言當日有人錯判形勢，被歷史與當權者的暴虐和意志打垮；或將柏林圍牆倒下，歸因於當時東德早呈敗象，共產陣營已是強弩之末，只待一個導火線就會令政權相繼崩塌。

歷史有太多偶然與不可知

矛盾的是，歷史最容不下如果，但卻又蘊藏了太多只能還原作「如果」的偶然與不可知。如果當晚東德發言人沙波斯基（Gunter Schabowski）在東德政府放寬國民旅遊限制的記者會上，沒有因為一時情急口誤，而令東德民眾相信他們終於可以自由出入東西德，從而在圍牆附近聚集要求衛兵開閘；如果天安門開槍鎮壓的血腥恐怖不曾震動世界，而東德政府因而果斷地在萊比錫大示威驅散群眾，令十一月九日民眾不敢攀越圍牆，歷史會否走往另一個方向？研究冷戰史的學者、普立茲獎得主Anne Applebaum就柏林圍牆倒下二十五周年為文，寫及更多偶然——當年西方不少國家領袖如戴卓爾夫人和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其實都對兩德統一抱懷疑態度。如果彼時的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 ）沒有那麼堅定的政治決心…

（原本只想在Facebook上寫幾句，誰知一下子打了半篇文的長度，就貼上來吧。）

之前偶然之下看了一齣叫Pride的好戲，不知香港或台灣有沒有上畫，但昨日Gay Pride Parade在香港佔領運動沸沸揚揚之時舉行，為同志平權運動發聲的歌手如何韻詩 HOCC和黃耀明又公開支持雨傘運動，好像也正好可以分享一下這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

戴卓爾夫人去年逝世，當時《華爾街日報》以鐵娘子名言「Not for turning」為題，褒揚鐵娘子以驚人的決斷和行動力，將七十年代末百業蕭條，失業率高企，幾乎走入社會主義不歸路的英國從深淵中拯救出來──這些冷戰論述自然受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社會歡迎，難得這些市場派媒體在2008年後公帑救企業之後，還面不紅耳不熱地把社會主義或福利描繪成洪水猛獸。

文中有一段引述戴卓爾夫人的自傳，回憶她經營小型雜貨店的家庭，如何塑造了她日後的經濟觀：「國際貿易的浪漫，在於它集合世界上所有人的努力，最終能讓英國Grantham一個普通家庭的飯桌上有了從印度來的米飯，從肯亞來的咖啡，還有西印度群島來的砂糖。」自傳體文字不過是重新上色的回憶，然而鐵娘子確實徹底改變了世界經濟模式──在英國國內打擊「內部敵人」（the enemy within）－－工會，擴大警權等諸多被統稱為「Thatcherism」的手段，相信已有不少文章論及；對外她與列根﹑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攜手製造的新自由主義地獄，一樣影響深遠。

Pride講述的正是這個時代轉捩點的故事。1983年，戴卓爾夫人任命新的煤炭局局長，為礦業私有化鋪路，1984年下令關閉多個煤礦，引發煤礦工人罷工，而且罷工工人被禁止申領失業救濟金，政府並下令警察暴力鎮壓，手段之殘暴連今日香港警察對佔領運動的打壓都被比下去（所以，究竟是誰說民主國家的警察就是好警察？）。當時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同性戀者Mark Ashton組織了一個叫L.G.S.M (Lesbians and Gays Support the Miners）的組織，在同性戀的酒吧等網絡中為罷工工人籌款，片中Mark的一段陳詞叫人感動：「我們知道政府可以有多暴力，我們曾經是受害者，所以當你們今日身陷困境，我們知道你們跟我們是一體的。」

八十年代，英國的同性戀者仍然是被貼上「怪物」標籤的一群，人們對同性戀（及愛滋病）的不了解和妖魔化，令許多人不敢出櫃，只能終身演「正常」的戲碼，…

（刊於Breakazine 2014年11月號雨傘運動特別版）

在香港學界為抗議人大決定而罷課，小島風起雲湧之時，我隨歐盟考察團，再次踏上了科索沃的土地。銘誌著這片飽歷滄桑的土地走向獨立的地標「NEWBORN」換上了迷彩顏色，令破落殘舊，鑄刻了前南斯拉夫共產過去的普里斯蒂娜市中心，顯得沒那麼索然無味。

數月前，我很喜歡的兩位香港作家黃碧雲與董啟章，分別就獲紅樓夢獎與成為書展年度作家而為文，寫及文字在當刻社會脈絡裡的位置。在紛亂時局裡埋首思索文字的力量，在香港被視為奢侈離地，然而那本應是所有認真的公共書寫之本質，在九十年代烽煙漫天的巴爾幹半島尚且如此。年前走過與科索沃淵源極深的阿爾巴尼亞，郵票上都是當代阿爾巴尼亞文學大家，多次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卡達雷（Ismail Kadare）的圖像，阿爾巴尼亞人和科索沃人（阿爾巴尼亞人佔科索沃人口超過八成）無人不推崇其作品，視他為民族英雄之一。

阿爾巴尼亞的共產獨裁者霍查（Enver Hoxha），在六十年代曾經與同樣跟蘇聯斷交的中國非常友好；中國在一窮二白，饑荒肆虐農村的年代，還是把援助送到霍查手上，替阿爾巴尼亞建了數十萬個大而無當的碉堡，名為防禦資本主義陣營的核子攻擊，實質是為霍查製造恐懼氣氛，鞏固政權。中阿這段短暫的友誼被卡達雷視為西方世界拒絕與阿爾巴尼亞對話的結果，他從來不吝嗇批評冷戰時期西方社會的虛偽，然而對霍查獨裁政權的鞭韃，卻來得最深刻有力──在他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The Palace of Dreams（個人認為這部小說比《1984》或《我們》來得更為完整）中，他描述了一個連造夢也得被審查的虛構國度，隱然影射了霍查的白色恐怖政權；在The Siege裡專橫的鄂圖曼軍官，亦帶有霍查和世上其他軍事獨裁者的影子。在作家不是「被自殺」﹑「被車禍致死」就是被流放的專制國度，卡達雷走在鋼索上的小說如同一面鏡子，反映了龐大共產機器之荒謬，備受壓抑的人民之憤慨與無奈。

卡達雷在共產陣營倒下的前一年自願流亡，前往法國申請庇護。早在西方世界成名的他，成為了法國文壇一個響亮的名字，巴爾幹半島之光，阿爾巴尼亞的良心。然而在許多人眼中，他跟許多同在共產政權下寫作的作家卻無法相比──《紐約時報書評》著名評論員Noel Malcolm就狠批他是機會主義者，沒有盡力反抗高壓政權，甚至加入維護（卡達雷曾擔任作家聯會主席，該會的主事人就是霍查妻子）。對…

陳婉容（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遜尼派聖戰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異軍突起，為國際社會投下了一枚震撼彈──伊拉克在二○○三年美伊戰爭始的十年亂局，無日無之的派系衝突，分崩離析的社會與破碎的國家系統，原來只是更嚴重災難的先聲。敘利亞自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引發內戰始，早已是各個大國利益集團的代理戰（proxy war）戰場，但正如本書作者，英國《獨立報》資深中東記者派崔克．柯伯恩（Patrick Cockburn）所言，所有對「國際形勢」的分析都明顯抽離了衝突的在地脈絡，以致當ISIS橫空出世，並以驚人的速度擴張版圖的時候，西方各國才如夢初醒，被迫正視這個神秘的遜尼派聖戰組織，但對於它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卻仍如墮五里霧中。

《伊斯蘭國》正是關於黎凡特和伊拉克地區少有的在地觀點。柯伯恩在我尚未出生的一九七九年就開始他的中東採訪生涯，對於近代中東政治角力了解之深自不待言，然而我或許仍能嘗試為他的分析，加上一點歷史和經濟的思考框架。

一百年前種下的衝突種子

伊拉克與敘利亞真正的故事，跟中東整體的故事一樣難以說清。現今研究中東的專家，要解釋這個地區的烽煙與衝突，幾乎最少要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俄秘密協議瓜分鄂圖曼帝國領土，從而決定中東各國版圖的賽克斯．皮科協定（Skyes-Picot Agreement）說起。

協定內容在此不贅，但這種在檯底下劃分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協議，最終為中東帶來了無窮無盡的衝突與版圖變遷，例如法國勢力下的黎凡特地區（Levant）最終分裂，敘利亞與黎巴嫩皆獨立建國；而英國勢力範圍也劃分為伊拉克和科威特等獨立國家。只消打開地圖，看看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區國家那些筆直的人工國界，就知道西方國家百多年前的中東政策影響深遠，令這個派系和族群組成複雜的地區的隱患，注定難以解決。而西方和其他區域國家在地區中的干預和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更令中東國家難以建立有凝聚力的政治結構。

我以跟敘利亞仿如雙生兒的黎巴嫩為例。柯伯恩已經深入解構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亂局，但黎巴嫩卻是可見將來除伊敘兩國，中東最有機會深陷大規模衝突的國家；而且回首十五年黎巴嫩內戰中的聯盟變動，再對照今日敘利亞和伊拉克那些不可端倪的結盟關係，就會發覺這個小國的衝突是中東鏡像。在鄂圖曼帝國時代，黎凡特地區是什葉派﹑遜尼派﹑基督徒和庫爾德人聚居之地，在一戰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