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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濱散記〕學術這回事……




跟好友何雪瑩一樣,我一向認為自己不是學術人。我們分享過許多這樣的苦惱--以理論框架理解現實世界,當一個有理論底子的寫作人很容易;讀書更沒有難度,我們從小到大應該都未為讀書流過一滴汗。然而當一個學術人,從最根本處建立起一套理論框架,卻從來不是我們的專長。至少我們還未發掘到這方面的專長吧。小時候看到科學發明的新聞,都覺得科學家們很厲害,這個世界明明已經甚麼都有了,只差在人不會飛,怎麼他們還想到要發明那麼多的新科技?只能慨嘆一句天資不足,除了努力,只有等待開竅。

開學一個月,已到期中,要思考期末論文的題目了。其中一科Global Law and Politics(單看這個名字確實猜不到內容是甚麼),我某天上課發白日夢時想到一個自覺非常有原創性的題目--擴大阿甘本的例外狀態理論(認識我或有留意我文章的人,應該都知道我是阿甘本的「粉絲」),以香港外傭作case study,談移工如何超越阿甘本當初「市場無形的手」作為例外狀態的理解,將僱傭合約理解作一種emergency law,容許種種對人權的剝削發生;所以,所謂「主權」已經不能從官僚決定「誰是公民,誰不是」的角度去理解,而是已經分散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供需平衡中。想完之後滿心歡喜,覺得這個理解就算不是完全創新,應該都總對理論有一點修修補補,甚至是一丁點的貢獻吧。然後在找文獻的時候,發現王愛華(Aihwa Ong)在Neoliberalism as an exception中,已經做了完整得嚇人的移工例外狀態研究,進路與我相似,但當然比我articulate。於是我只有兩個選擇--再修正王愛華的thesis,或另闢蹊徑。那種失落感,不能言傳,只能慢慢習慣。

當然,如果讀書只是在自己習慣的範圍內風花雪月,而不把自己的限制推開一點點再一點點,那確實是浪費時間的。所以我的解決辦法就是先睡一覺,明天再從白日夢中想像其他可能性。關於全球經濟法的科目就容易解決得多,數月前,阿根廷因為美國法院一個(我認為)愚蠢和不公到極點的判決,令2001年阿根廷債務危機時,以破底價買入7%阿根廷國債,然後不肯接受債務重組方案的vulture fund,可以要求阿根廷全額支付該筆債券。由這個進路去檢討國家債務重組的機制應該可行。這個vulture fund 老闆就是美國大亨Paul Singer,其致富手段就是在國家陷入債務危機時趁機買入distressed debt,再經由訴訟破壞債務重組方案,一方面自己賺大錢,另一方面令這些國家永遠走不出債務違約的循環。Paul Singer因為致力於同志平權(他的兒子是同性戀者),又應Bill Gates呼籲答應死後捐出一半身家,所以有慈善家之名。但當我想起阿根廷因為債務危機而失業和落入貧窮線下的普通人,實在有想吐的感覺。這種偽善和他的天文數字身家,都超出我的理解範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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