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世紀]Burning Issue﹕誰還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以色列的護刃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已經持續近一個月,加沙死者近二千人,傷者逾萬,當中絕大部份是平民,還有四百多名是孩子。早前包括有份終結南非種族隔離的屠圖大主教在內的六名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還有百位國際知名人士如猶太裔學者杭姆斯基(Noam Chomsky)和以色列學者Ilan Pappe,聯合發出聯署聲明譴責以色列的「戰爭罪行」及「可能的反人道罪行」(possibl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以軍自對加沙開展軍事行動以來,就面對使用違禁武器如集束彈(fletchette),蓄意攻擊非戰爭單位,「非合法目標」如醫院﹑聯合國學校,甚至對巴人進行種族屠殺等戰爭及反人道罪行指控。

日前英國的巴基斯坦裔外交部次長Sayeeda Warsi高調辭職,明言原因是「無法再認同英國政府的加沙政策」。她認為英國在以巴和談的問題上是個不誠實的中間人,巴勒斯坦成功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後,英國拒絕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令她深覺遺憾。Warsi同時特別指出,西方包括英國政府,一直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施加壓力,阻止他們取得在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法人資格,將以色列的戰爭罪行,帶到海牙處理。

「巴勒斯坦國」的「主權」與「國土」爭議

巴勒斯坦政府一直將國際刑事法庭視為「外交核彈」,以此威脅以色列和當中間人的美國政府。然而國際刑事法庭的管轄權為「委任管轄權」(delegated jurisdiction)而非「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只能在主權國委任,或受聯合國安理會轉介下,處理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

以色列在2007年後對加沙實施未曾中斷過的封鎖,又在2009和2012年兩次向加沙發動軍事行動,在2009年第一次加沙戰爭後,巴勒斯坦就已經向國際刑事庭提交過正式申請,表示接納國際刑事庭的法律管轄權。然而當時法庭以巴勒斯坦「並非聯合國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承認的主權國」而否決申請。所以2012年末巴勒斯坦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投票結果在電子板上顯示後,全場除了如同壞掉的發條玩偶的美國及以色列代表外,都起立歡呼拍掌,有人為巴勒斯坦六十多年苦難磨折後的這點外交成就而淚流滿面。成為觀察員國,最大的意義當然是有機會在國際法庭跟以色列對簿公堂,將以色列不斷擴大屯墾區,還有在數次加沙戰爭中罄竹難書的戰爭罪行,交由國際法庭處理。

然而成為了聯合國承認的主權國家,並不代表國際刑事庭就必然有處理巴勒斯坦事務的權利。即使巴勒斯坦再次向法庭提出申請,在沒有先前案例的情形下,法庭仍然有權不接納一個「非會員觀察員國」為國際法庭法人。而且必須注意的是,2012年聯大的投票完全沒有處理「巴勒斯坦國」的國界問題,該聯合國決議還提到「要以外交手段處理巴勒斯坦未解決的各項問題,包括耶路撒冷問題﹑屯墾區(settlement)問題及國界問題」。明顯地,聯合國決議並沒有將1967年前的以巴邊界訂為「巴勒斯坦國」國界。

在這個大前提下,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國界問題,明顯對以色列有利--用以色列違反日內瓦協定第49條的屯墾區問題為例,根據「國際刑事法庭規約」(ICC Statue),國際刑事法庭只對「巴勒斯坦國土」上的「以色列侵權行為」有管轄作用。然而「巴勒斯坦國」並沒有受國際承認的國界,屯墾區問題就墮入了一片完全沒有法律規管的灰色地帶。當然不是全部有邊界爭議的國家都無法接納國際法庭管轄權,因為其他國家的邊界爭議相對較小,例如近日亦打算將邊界爭議搬上國際法院的阿塞拜疆與阿美尼亞。巴勒斯坦的模糊國界,絕對會削弱他們在國際法庭成功控訴以色列的機會。

國際刑事法庭的虛偽

黎巴嫩問題特別法庭(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今年年初在海牙開庭,但審理的卻不是黎巴嫩內戰中各方的戰爭罪行,而是處理2005年,黎巴嫩首相哈里里(Rafiq Hariri)遭汽車炸彈刺殺身亡一案。哈里里素有「Mr. Lebanon」之稱,是備受愛戴的遜尼派伊斯蘭教徒,他的死令黎巴嫩舉國震怒,矛頭直指敘利亞和他的什葉派盟友(因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被指不斷脅迫哈里里在種種政策上優待敘利亞),令黎巴嫩國內爆發雪杉革命,迫使敘利亞從黎巴嫩撤軍。然而黎巴嫩國內卻對國際刑事法社審理哈里里之死毫不熱衷,認為國際法庭竟然審理一名政客的死,而非為長年內戰中被殺的平民尋求公道,不過是「國際」借國際法打壓黎巴嫩真主黨的伎倆而已。去年年底,非盟(African Union)各國首腦亦在埃塞俄比亞表示,海牙國際法庭不斷就各種反人類罪行追查非洲領導人,是一種針對非洲的歧視行為。非盟認為國際法庭需一視同仁,將非洲以外其他國家,有犯下反人類罪嫌疑的領導人一併起訴。

事實上,國際法庭一向被批評為政治機器,對許多國際事務皆採取雙重標準。而且許多重要國家皆沒有簽署《羅馬規約》(Rome Statute),包括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中的三個:中國﹑美國﹑俄羅斯,還有以色列和印度。當然這個陣容並不令人意外,這五個國家都是最容易觸犯國際刑事庭管轄權所包括的罪行(種族屠殺﹑反人道罪行﹑戰爭罪行)的「強國」。國際刑事法庭只能審理非洲罪行,或強權「容許」其審理的罪行(如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完全是國際權力關係嚴重傾斜的結果。聯合國在2009年發表的Goldstone Inquiry,就羅列了大量以色列犯下的戰爭及反人道罪行,其實罪證一向確鑿;然而西方國家不住向巴勒斯坦政府施壓,指控巴勒斯坦若將問題搬上法院,就是「破壞和平進程」。所謂和平進程(peace process)自然不過是以色列繼續將巴勒斯坦分而治之的藉口,然而在國際法結構的無能之下,巴勒斯坦在國際刑事法庭平反的機會,其實不如很多人想像的那麼大。

執筆之際看到新聞,赤柬前領導人喬森潘和農謝因反人道罪行成立,終於被判終身監禁。1979年赤柬因越南入侵柬埔寨而倒台後,一直到2007年,喬森潘和農謝才被正式拘捕起訴,被追究波布政權在短短四年間屠殺二百萬柬埔寨人民的反人道罪行。年近九十的農謝已經因年邁衰弱而無法站起來聽法官判詞。國際法與國家權力關係之間的角力,令柬埔寨人民的公義,遲了近四十年才到來。巴勒斯坦人的公義,不知何時才會交到那些受盡壓迫的人民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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