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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地上的橄欖樹-加沙人在香港



訪問約在尖沙嘴一家咖啡店。路過星期天的九龍清真寺,剛做完禮拜的教徒魚貫出來,是彌敦道上一道另類風景。我問戴著米白色頭巾(Hijab)的Zein,會否覺得自己在香港是個異類?她笑說幸而來港半年,從未覺得香港排斥自己。「至少在尖沙嘴,我就覺得自己並不是茫茫人海中,唯一一個有著相對小眾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我想起,每次跟香港的中東朋友見面,他們總愛約在尖沙嘴。在這個東亞小島的繁華與喧鬧中,我慶幸他們找到自己與這小島有所連結的一點憑據。

Zein El-Ashi在加沙出生﹑成長,是純正的巴勒斯坦人。半年前跟在已經香港三十年,但家鄉同在加沙的丈夫Rami結婚,才第一次離開出生地,遠嫁東亞,剛好避過了以色列以「護刃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為名,已經維持接近一個月的大舉殺戮。然而Zein的家人還在加沙,故園煙硝令懷著身孕的她寢食難安。她自言每次電話響起,她都害怕是從加沙傳來的惡耗。「我的父母兄妹姪兒全都在加沙。之前在齋戒月(Ramadan)期間,每天晚上的開齋飯都淡然無味,我總是跟Rami說,快草草吃一下,我們看新聞吧……」

炮聲下的童年

2007年加沙之戰後,哈馬斯(Hamas)從法塔赫(Fatah)手上取得加沙地帶的控制權,以色列亦隨即對加沙開始至今仍然不曾中斷的海陸空封鎖。七年前的戰爭固然是加沙的轉捩點,然而對於生活在加沙的孩子而言,從隔離牆另一邊而來的炮火,在圍城未開始前,已是庸碌日常中無法規避的,加沙生活的一部份。

Zein跟我年紀相若,九十年代是個活蹦亂跳的孩子,大概也曾經在加沙的沙灘上砌過沙丘,在那個相對和平的年代,在沙灘上玩還不算是危險活動。「我們跟香港的小孩一樣,結伴上學讀書,愛玩,大概也一樣天真,甚麼都不懂。那時候加沙沒有像今天那樣的戰火,然而轟炸也從未間斷;每隔一兩天,我們就聽到轟隆隆的炮彈聲。有時我問爸媽,那些好響亮的是甚麼聲音?也許每個父母都希望將孩子與戰火隔絕,爸媽從來不告訴我們那些到底是甚麼。然而我們會長大,我從友儕間開始知道,這就是戰爭。」

她的父親開雜貨店,在失業率近半的加沙,生活算是過得去。忘了問Zein她有多少兄弟姊妹,但從她形容家族眾人的語氣,就知道她有個大家族。事實上加沙人口一直處於爆炸狀態,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近一百八十萬人,每個婦女平均生育超過五個孩子,高踞世界人口增長率第七位。Zein說,2007年後,加沙跟埃及和以色列的邊境都不通行。埃及的邊境有時開放通商,以色列的邊境,以前很偶爾會開放一次,將基本物資送進加沙。「但有些東西,他們不許運進來。例如混凝土。因為我們會用來重建被炸毀的房屋。」但她又帶著驕傲地說,「他們炸了甚麼,我們重新蓋起來。以色列毀掉的,我們又重建。這就是加沙。在沒有人能想像的逆境中,我們總是如此努力的,過正常生活。」

「最恐怖的一次」

本來下意識想寫「執筆之時」,再寫到現時為止的死亡人數。但當死亡人數已經升至近1800人,傷者過萬,加沙的殮房已經爆滿,孩子的屍體要被放進雪糕櫃裡權充殮房時,我開始懷疑數字的意義。死者都是別人的丈夫﹑妻子﹑兒子﹑女兒。他們有名字,有夢想,曾經跟我們一同呼吸過。生命在加沙,一直在世界隔岸觀火的冷漠下凋零。
經歷過20092012兩次以色列的侵略,Zein坦言「未來」對於加沙巴人而言,總是如同霧裡看花,隔著一重又一重的不確定。「我們總是覺得不安全,覺得恐懼。家家戶戶都有一包逃難物資,放在家中角落,準備有事的時候,一提起來就跑。然而我們其實沒有逃難的計劃--因為我們根本無路可逃。加沙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而埃及和以色列皆此路不通。」
Zein每天都嘗試跟父親聯絡,然而加沙發電廠被以色列炸毀,加沙全境停電,民間的發電機容許父親每天有個多小時的電力,得以向遠方的女兒報平安。「他們過得很苦,大家都很害怕,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爸媽只敢在白天睡一陣子,不敢在夜裡睡著,恐防要隨時逃生。發電廠被炸,夜裡一片漆黑,我的姪兒年紀很小,聽到整夜不停的轟炸聲,都怕得要命。而且,因為停電,供水也一併停掉了……」

那麼龐大的平民傷亡數字,是否跟哈馬斯有關?不少譴責以色列利用巴勒斯坦平民作人盾的評論員,仍然會對哈馬斯是否曾使用人盾存疑。當我問及哈馬斯,整輩子都住在加沙的Zein說:「其實我完全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哈馬斯成員,也不認識有人加入過哈馬斯。他們不在我們的範圍活動。」她的說法其實跟在加沙的人道和醫療人員吻合。然而哈馬斯有否拿平民房屋發射火箭?「我沒聽過有誰的房子被他們拿來收藏火箭,或發射火箭。即使他們真的徵用房子,也會要在屋裡的人撤走吧?」

你滿懷站在別人邊界上的回憶

我問Zein,是否想念加沙?她一直緊皺的眉頭,幾乎是立即泛開,這片千瘡百孔的土地仍能讓她微笑:「我每天都在想。」這對準備迎接小生命的新婚夫婦,有否想過終有一天回到加沙,在那裡落地生根?Rami說:「要是有天加沙和平了,我們的孩子可以在那裡擁有平靜﹑快樂的生活,那為甚麼不?如果你記得埃及髒亂的街道,就會驚訝於加沙的整潔,加沙的美。加沙有學校,有醫院,它的大學在伊斯蘭世界中排名第三。假使沒有戰爭,加沙所擁有的,是多麼美好的前路。」Rami提及的Islamic University of Gaza,還有超過四家醫院,都已在這次戰爭中被炸毀。

巴勒斯坦詩人巴爾古提,在1967年因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自此去國三十年,直至九十年代奧斯陸協議後才得以還鄉一趟。他在還鄉記事《橄欖油與無花果樹的記憶》(I saw Ramallah)中寫道,「還要經過多少個三十年,那些一直回不來的人才能返鄉?……我們的亡者還在他國的墓園裡,我們的生者還在外國邊境攀附著。橋上,詭譎的邊界和其他五大洲的邊界都不一樣,你滿懷站在別人邊界上的回憶。」

前幾天,以色列在停火期間轟炸加沙與埃及邊境的Rafah地區。好些巴勒斯坦人,一直待在Rafah Crossing,期望埃及最終開放邊境,容許他們逃離以軍對加沙無止盡的轟炸。他們最後的回憶,竟也是站在別人邊界上的回憶。在世界隔岸觀火,條約與國際法如同廢紙之時,巴勒斯坦人永遠在邊界與邊界之間,浪蕩流離,似是他們生而為人的宿命。

我想起,我的書《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在我心裡,本來不叫這個名字。即使在電腦的書稿資料夾,也是叫作《流離時代》,現在的名字是出版社的商業考慮。我常覺得二十一世紀,我們舉目,都是異鄉人。國與國之間的邊界,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堅實,世上另一端的戰火,並非如此理所當然的事不關己。在這個離散的世代,在我們還沒有成為異鄉人的時候,銘誌從他鄉流落我們土地的異鄉人的故事,為本來沒有關係的我們與他們繫上連結,也許,在微小之間,有天能成就一點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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