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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遲來的解咒語-讀《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



(刊於 2014年8月17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此為修正版)

前赤柬高層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農謝(Nuon Chea)終被判處終身監禁,罪名是反人道罪行。報導說,宣讀判辭的時候,法官要求農謝站立聽判。年近九十,曾經穩坐赤柬第二把交椅,與波布(Pol Pot)稱兄道弟的農謝,已經年邁體弱,無力站起。七十年代末,赤柬在柬埔寨實行了比中國文革和蘇聯大清洗更徹底的共產實驗,實行農業集體化,所有城市在一個星期內清空,全體人民下鄉勞動。這個極左的恐怖政權用酷刑﹑奴役與集體處決,剝奪了二百萬柬埔寨人老去的機會。那些人永遠無法體會老人體虛氣弱,只得躬身駝背的滋味。殘酷的暮年,對赤柬屠夫而言,仍然是搶來的,不應得的福份。公義方才得彰,劊子手的長壽,不知算是對所謂善惡因果的諷刺,還是留著給柬埔寨人民的一個遲來的公道。

從未實現的和平重建 無罪文化惡性循環

今年七月,我在金邊採訪柬埔寨日益嚴重的圈地(land-grabbing)問題,帶上了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布林克里(Joel Brinkley) 著作《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Cambodia's Curse: the modern history of a troubled land)。赤柬政權固然殘暴恐怖,但柬埔寨三十多年來仍然無法真正走出貧窮﹑腐敗的苦難,根源仍是災難後和平重建(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未竟的惡性循環。

越南在1978年末出兵柬埔寨,柬越戰爭爆發,赤柬接近四年的殘酷統治終在1979年終結。除早已去世的赤柬頭目波布外,所有赤柬高層,包括剛被判刑的喬森潘和農謝,前外長英沙里,其妻英蒂迪,還有惡名昭彰的S-21集中營頭目康克由等人,都已經被國際法庭拘捕並受審。然而一個三十五年前倒台的,犯下纍纍反人道罪行的恐怖政權,竟然可以逃避審判如此之久,借用布林克里的話,「完全是柬埔寨式的正義」。赤柬政府下台後多年,曾經是赤柬軍官的柬國總理洪森向赤柬高層發出特赦令,令他們可以大模斯樣的,從隱居的叢林(在那裡,赤柬高層偷賣柬埔寨著名的沉香木致富)搬回首都,住進有警察保護的豪宅裡,閒時打高爾夫球,去國王西哈努克的海邊別墅渡假。

洪森犧牲的是柬埔寨真正實現和平重建的機會。布林克里描述聯合國使用三十億美元為柬埔寨舉行大選,買來的不過是一場「民主夢」,因為和平與民主的前提,直至現在,依然未曾實現。審訊反人道罪行的法庭無疑花費不菲,又明顯無助於挽回二百萬枉死者的性命,但對於一個在災難後的國家之重建,卻是至關重要。柬埔寨的無罪(impunity)文化,從對於赤柬罪行的不聞不問,延伸至官場的貪污,對於基本道德問題的忽視:當赤柬屠殺二百萬人後還可以盡享榮華富貴,洪森暗殺異見或政敵,又有何值得驚訝?當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是反人類的暴行,不論是民主或自由,都難免成為如聯合國這樣的do-gooders一廂情願的白日夢。

永遠的帝國視角

布林克里在《柬埔寨》中,引述法國社會學者狄昂(Serge Thion)的話:「解釋柬埔寨基本上是外國人的事。一個世紀以來,外國人提出各種解釋。」在金邊的書店裡走一圈,就發現柬埔寨的歷史,絕大部份都是由英語或法語世界的作者寫成的,偶爾有赤柬受害者的回憶錄,零零星星的擺放在英法作者的書海裡。殖民地沒法書寫自己的歷史故事本是尋常,然而當帝國主義退潮,柬埔寨人重新掌握政府,赤柬浩劫過去,柬埔寨始終沒有如東南亞其他的前殖民地般,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例如印尼,就在剛過去的,有競爭的大選中,選出了有「印尼奧巴馬」之稱的佐科(Joko Widodo),完成了1998年烈火莫熄(Reformasi)那火紅一代的使命;而柬埔寨卻連重拾掉落一地的歷史碎片的力氣,亦是闕如。

有不少學者將這個問題歸咎於柬埔寨的教育,語調是典型的帝國中心視角:「直到法國佔領柬埔寨之前,這個國家幾乎沒有書。」布林克里卻對問題提出了另一個解釋--柬埔寨的個人主義。按他的理解,柬埔寨的歷史軌跡之所以與其他前殖民地迥異(遠遠落後),歸咎於一種幾近民族性的「內在穩定傾向」,一種見及鄰國越南﹑印尼等地經濟迅速進步,自己仍然願意埋首耕地泥濘的,不思進取的,短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令柬埔寨人只求一己生存需要,無視於整個社會的墮落,造就了柬埔寨永遠受貪腐貧困之苦的困境。他形容柬埔寨人沒有抱負,不懷希望,欠缺社會意識。

布林克里無疑對柬埔寨人心存同情,而且認為許多外國作者對柬埔寨問題的解釋,「有時會陷入淺薄的刻板印象和概括認定。」然而《柬埔寨》是否又避免了這種視角?讀《柬埔寨》,難免會覺得作者沒有致力呈現一個西方觀點以外的柬國,因為書中用了大量美國駐柬官員和聯合國官員在柬埔寨的經歷和見聞佐證作者的觀點,對柬埔寨的貪污腐敗之批判,大多是出於這些「援助金的金主」之口。而柬埔寨人則只有兩種--洪森政權自私自利的既得利益者,圈地自肥的紅頂商人,從金邊官員到地方鄉長的柬埔寨人民黨貪官;還有一般的柬埔寨百姓,大都生活困苦,「比北韓和海地人過得更糟」,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一輩子只得在一個又一個的殘暴政權壓迫下躬身沉默做人。

布林克里的觀察有其道理,綜觀柬埔寨在過去四十年的歷史,柬埔寨人民幾乎從來沒有獲得過任何話語權,在人民屠夫還可以過奢靡日子的國家裡,沉默或許是唯一的選擇。但他將柬埔寨人的行為歸入民族性的分析,卻不免淺陋,落入了本質論的窠臼。《柬》呈現的柬埔寨社會,是千年不變,沉默且沒有抵抗能力的。對於政權的暴虐,他們永遠啞忍,大概在等待西方社會,如美國大使之類的人物救援。在柬埔寨經歷聯合國自以為是的干預,和美國等西方國家隔岸觀火的冷漠後,仍然如此肯定柬埔寨人需要的,只是一些有能力壓倒洪森的外國人,未免是過份貶抑了柬埔寨人的自主意識。

體制腐敗 公民社會奮力抬頭

然而《柬埔寨》仍然誠實地記下了這個國度受人擺佈的,以血淚鋪墊的歷史。走過了沙塵滾滾,常見孩子赤身裸體在街邊垃圾堆中尋寶,而屠殺場還見當日野地白骨的柬國,無法不認同布林克里在書名中用上的「詛咒」字眼。這個國家背負著乏人正視的沉重歷史,物質匱乏,亦無法吸引國際社會的目光。說是詛咒,亦不為過。

然而我卻在布林克里的視角以外,看到了改變的種子。在金邊,我訪問了曾經長年關注柬埔寨愛滋病防治運動,現在領導土地抗爭組織的柬埔寨著名社運人士Sia Phearum。「在柬埔寨,呼籲人民走出來抗爭,是極艱難的事。」他深嘆了一口氣。「赤柬統治的恐怖年代,令許多柬埔寨人都患上創傷後遺症。他們膽小,怕事,敏感,為了自我保護,慣於盲從權威。可悲的是,見慣了暴力,他們也訴諸暴力;柬埔寨的家暴個案常見得不值得再報案。」布林克里是對的,赤柬不止是一代人的痛苦。在識字率只有七成多(女性六成多),鄉村人民教育程度一般只有小學的柬埔寨建立公民社會,尚難於在水泥地上種花。

然而在我逗留柬埔寨的一個月裡,卻見幾乎每天,在金邊法院門外都有示威行動。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柬埔寨,卻有不少女性透過社運,完成了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金邊萬谷湖(Boeung Kak Lake)的居民本來都是貧困戶,是典型的「沒有希望,沒有抱負的文盲」,但面對土地被政府和中國地產商填湖迫遷的威脅,他們卻不願意逆來順受,除了為自己的家園抗爭,還跟機場被迫遷社區(Airport Community)的抗爭者聯手,為對方的運動壯大聲勢。

柬埔寨公民社會,在這些受壓迫者的連結下,一點一點組織起來。那是黑暗中的一點火光,或許仍微不足道;但體認在大歷史的敘述外,還有這些枝椏在集體沉默的時代緩緩延伸,對於一個從未掌握自身命運的國度,還是重要的。如果說柬埔寨人因為歷史遺毒而跟命運妥協,那麼弔詭地,大概也是「不妥協」本身,才能解開那些深植在每個柬埔寨人心裡的恐懼。謹願在屠殺暴行終受法律制裁的今日,亦是這個擁有美麗吳哥窟的佛教國度擺脫極權遺害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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