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過去幾個星期，唯一一宗霸佔國際頭條，卻沒有太多香港人關注的國際新聞，就是美國密蘇里州小郡費格森（Ferguson）的騷亂。

當地一個黑人大學生Michael Brown在沒有攜帶武器的情況下，被白人警員開槍射殺。由於案件疑點重重（警方表示懷疑Brown涉及某宗劫案，但當時警員與手無寸鐵的Brown接觸不到三分鐘，就使用武力；目擊證人證供顯示Brown當時不可能有機會搶奪警員的武器），警方反應遲緩又引起欲蓋彌彰的非議（Brown身中六槍，其中兩槍打中頭顱；然而他曝屍數小時，警方依然沒有通知其家人），引起當地黑人群體極度不滿，市內連日發生大型示威活動，甚至演化為暴力騷亂，持續逾三星期。在這場自七十年代起已經鮮見的警民對峙中，有兩點非常值得國際社會留意。

第一點是美國警隊在過去十數年間的逐步軍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ce）。費格森警隊對示威者使用的武器，包括裝甲車﹑防毒面具等，都是美軍在五角大樓「1033計劃」下，無償向警隊供應的反恐戰爭剩餘物資（military surplus）。這個計劃因為不費州內納稅人一分一毫，一直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然而警方在執法期間，使用過度武力以致無辜平民受傷的事件，在計劃實行十數年來其實屢見不鮮。以費格森的連日示威為例，的確有為數不少的示威人士擁有槍械，亦不時開槍迫退警察；然而針對沒有正規軍備的平民執法的警隊，卻用上了直升機﹑機關槍﹑天台狙擊手﹑反地雷裝甲車與防毒面具，令人口二萬的小城，儼然成為了伊拉克反恐戰場。911事件後，美國的全民反恐氛圍，容許了警隊逐步在裝備上實行軍事化而不受遣責；費格森事件卻成為了檢討警隊軍事化的契機。

費格森警察全副武裝的新聞圖片固然震撼，然而當中所反映的，長期以來的警民關係轉變，其實更值得香港借鑑。在費格森的連日騷亂中，警方所展示和使用武力的姿態，儼如戰爭中的佔領軍事勢力，而非地方警政。當然費格森事件只是警察軍事化的明顯展示，警察針對少數族群使用特種部隊（SWAT）執法的事例在過去十年迅速增加，加上「drug war」令警察藉口打擊毒品侵犯公民自由，就逐漸加強了警察作為「軍事勢力」，而非單純治安維持者的角色。費格森的騷亂之所以持續數星期，就跟警察的軍隊心態有莫大關係，如果警察不以鎮暴為首要考量，警民關係沒有撕裂至不能修補的程度，又何以會用如此多餘的武力？當警察將市民視為敵人而非需要被…

這是我為香港電台節目「十萬八千里」錄製的聲音專欄。節目可以按這裡重溫，原稿如下：

柬埔寨一向是一個女權非常低落的國度，家庭暴力問題非常嚴重，城市的情況隨著女性就業改善而有所進步，但在鄉村地方，被丈夫打還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還被許多女性當作信條。2007年前，所有柬埔寨學生都要讀一篇叫《女人的責任》的學校範文，講述女性要如何對丈夫百般順從，就算被暴力對待也不能離棄丈夫。零七年後金邊的學校已經將這篇文章剔出學校範圍外，但全國其他地方的學校，有不少仍然在教這一套觀念。

但今年七月我到了柬埔寨進行採訪，就發現在社運抗爭者的行列中，有不少領袖和組織者，都是女性。例如今次我去了採訪因金邊國 際機場抗建，而被迫遷的柬埔寨人，受影響的五個社區選出兩個抗爭領袖，都是女性。我跟其中一個抗爭領袖Chray Nim交談過，她本來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主婦，育有兩個孩子，十年前跟丈夫買了機場旁的一塊土地建屋，以為生活雖困苦但還有個家，沒有想過有天會被迫遷。 然而兩年前某天，政府突然對他們這個社區的人下驅逐令，她才為了保衛家園站出來抗爭。

但其實，要柬埔寨人出來抗爭， 一點都不容易。我跟幫助金邊被迫遷社群多年的社運人士Sia談過，他說因為柬埔寨經歷過赤柬的恐怖，許多柬埔寨人都有創傷後遺症，非常害怕反對權威，加上 洪森政府對異見人士的暴力打壓，許多柬埔寨人都非常害怕捲入政治，要召集柬埔寨民眾上街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然而在柬埔寨抗爭危險，為何抗爭領袖都是女 性？原因原來很矛盾，因為女性被視為弱者，柬埔寨警察不敢對女性使用暴力，有女性社運人士，可以令抗爭現場的環境比較安全。Sia甚至跟我說，女性的親和 力竟然可以令柬埔寨出名暴戾的警察，都願意幫助他們抗爭，不會故意為難。所以Chray Nim這位普通的家庭主婦，就是這樣走上了社運之路。

其 實柬埔寨的圈地問題可謂非常嚴重，九十年代後，柬埔寨開始自由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但這種自由市場經濟沒有對柬埔寨人民的生活帶來太多改善，卻令二千二百 萬公頃的土地被政府強行徵收，落入中國和越南的大型企業之手。柬埔寨經歷多年戰亂，土地擁有權非常不明確，法律灰色地帶甚多，許多官員和企業收地，甚至一 毛錢都不賠償。而迫遷的過程更是暴力血腥，警察曾經開槍導致示威者死亡，2012年又有幫居民保衛家園的社運人士被殺。Sia也說他不時害怕會成為政府的 目標，其實之前金邊萬谷湖收地…

（刊於 2014年8月17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此為修正版）

前赤柬高層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農謝（Nuon Chea）終被判處終身監禁，罪名是反人道罪行。報導說，宣讀判辭的時候，法官要求農謝站立聽判。年近九十，曾經穩坐赤柬第二把交椅，與波布（Pol Pot）稱兄道弟的農謝，已經年邁體弱，無力站起。七十年代末，赤柬在柬埔寨實行了比中國文革和蘇聯大清洗更徹底的共產實驗，實行農業集體化，所有城市在一個星期內清空，全體人民下鄉勞動。這個極左的恐怖政權用酷刑﹑奴役與集體處決，剝奪了二百萬柬埔寨人老去的機會。那些人永遠無法體會老人體虛氣弱，只得躬身駝背的滋味。殘酷的暮年，對赤柬屠夫而言，仍然是搶來的，不應得的福份。公義方才得彰，劊子手的長壽，不知算是對所謂善惡因果的諷刺，還是留著給柬埔寨人民的一個遲來的公道。

從未實現的和平重建　無罪文化惡性循環

今年七月，我在金邊採訪柬埔寨日益嚴重的圈地（land-grabbing）問題，帶上了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布林克里（Joel Brinkley） 著作《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Cambodia's Curse: the modern history of a troubled land）。赤柬政權固然殘暴恐怖，但柬埔寨三十多年來仍然無法真正走出貧窮﹑腐敗的苦難，根源仍是災難後和平重建（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未竟的惡性循環。

越南在1978年末出兵柬埔寨，柬越戰爭爆發，赤柬接近四年的殘酷統治終在1979年終結。除早已去世的赤柬頭目波布外，所有赤柬高層，包括剛被判刑的喬森潘和農謝，前外長英沙里，其妻英蒂迪，還有惡名昭彰的S-21集中營頭目康克由等人，都已經被國際法庭拘捕並受審。然而一個三十五年前倒台的，犯下纍纍反人道罪行的恐怖政權，竟然可以逃避審判如此之久，借用布林克里的話，「完全是柬埔寨式的正義」。赤柬政府下台後多年，曾經是赤柬軍官的柬國總理洪森向赤柬高層發出特赦令，令他們可以大模斯樣的，從隱居的叢林（在那裡，赤柬高層偷賣柬埔寨著名的沉香木致富）搬回首都，住進有警察保護的豪宅裡，閒時打高爾夫球，去國王西哈努克的海邊別墅渡假。

洪森犧牲的是柬埔寨真正實現和平重建的機會。布林克里描述聯合國使用三十億美元為柬埔寨舉行大選，買來的不過是一場「民主夢」，因為和平與民主的前提，直至現在，依然…

以色列的護刃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已經持續近一個月，加沙死者近二千人，傷者逾萬，當中絕大部份是平民，還有四百多名是孩子。早前包括有份終結南非種族隔離的屠圖大主教在內的六名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還有百位國際知名人士如猶太裔學者杭姆斯基（Noam Chomsky）和以色列學者Ilan Pappe，聯合發出聯署聲明譴責以色列的「戰爭罪行」及「可能的反人道罪行」（possibl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以軍自對加沙開展軍事行動以來，就面對使用違禁武器如集束彈（fletchette），蓄意攻擊非戰爭單位，「非合法目標」如醫院﹑聯合國學校，甚至對巴人進行種族屠殺等戰爭及反人道罪行指控。

日前英國的巴基斯坦裔外交部次長Sayeeda Warsi高調辭職，明言原因是「無法再認同英國政府的加沙政策」。她認為英國在以巴和談的問題上是個不誠實的中間人，巴勒斯坦成功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後，英國拒絕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令她深覺遺憾。Warsi同時特別指出，西方包括英國政府，一直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施加壓力，阻止他們取得在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法人資格，將以色列的戰爭罪行，帶到海牙處理。

「巴勒斯坦國」的「主權」與「國土」爭議

巴勒斯坦政府一直將國際刑事法庭視為「外交核彈」，以此威脅以色列和當中間人的美國政府。然而國際刑事法庭的管轄權為「委任管轄權」（delegated jurisdiction）而非「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只能在主權國委任，或受聯合國安理會轉介下，處理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

以色列在2007年後對加沙實施未曾中斷過的封鎖，又在2009和2012年兩次向加沙發動軍事行動，在2009年第一次加沙戰爭後，巴勒斯坦就已經向國際刑事庭提交過正式申請，表示接納國際刑事庭的法律管轄權。然而當時法庭以巴勒斯坦「並非聯合國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承認的主權國」而否決申請。所以2012年末巴勒斯坦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投票結果在電子板上顯示後，全場除了如同壞掉的發條玩偶的美國及以色列代表外，都起立歡呼拍掌，有人為巴勒斯坦六十多年苦難磨折後的這點外交成就而淚流滿面。成為觀察員國，最大…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閱讀版 12/08/2014 
曼德拉去年年底逝世，身後的漫漫民主路為世人所稱頌，如奧巴馬所言，這個名字早已屬千秋萬世。在他的光芒下，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圖圖大主教（Desmond Tutu）的名字時常被遺忘，然而讀及他講述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就知道若沒有圖圖代表的這股基督教基進力量，也許就沒有南非的和平轉型。

革命與民主化浪潮難免叫人激動鼓舞，然而轉型正義的重要性時常遭到忽略，新生民主凋敝，軍權統治重臨的埃及，就是值得觀照的例子。南非種族隔離自1948年起，將國內人民按膚色分類，利用法律來製造歧視合理化的環境，最惡名昭彰的包括「防止非法定居法」（政府可拆除黑人家園）﹑「黑人家園政策」（黑人被分隔到「自治區」班圖斯坦）等。還有各種在福利﹑教育﹑語言上的歧視。在種族隔離期間，各種差別待遇﹑壓迫﹑酷刑﹑奴役﹑法外謀殺，屢見不鮮。黑人呼天不應的困境維持近五十年，當中多少人等不及正義來臨，就已在歷史長河中被滅聲。

1994年種族隔離終被廢除，圖圖大主教面對一個問題：到底要為了達致與政治菁英的和解，全面大赦白人政權的官員﹑警察﹑黑人的加害者，還是承襲紐倫堡大審判，將這些曾經依仗制度多行不義的人，全部用法律途徑處置。然而他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容許那些曾經在制度中加害於其他種族的人，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和盤托出所有真相，從而換取赦免。

這種做法，叫許多希望南非能採取「報復性正義」的人不滿；然而「真和會」著意的是讓那些被刻意遺忘的，普通人所承受的痛苦，重新成為新國家歷史的一部份。這種做法當然有非洲與基督教文化的獨特脈絡，也有政治妥協的成份，然而轉型社會的暴力與混亂，在這個新生的民主國度，幾乎沒有發生。在這本銘誌「真和會」作為人類歷史一頁的回憶錄中，圖圖大主教體現了真正的轉型正義－－他為新南非奠下了民主人權的基石，讓這些價值成為新社會判斷是非的標準。

今日遠方戰火消息已是日常，香港社會抗爭志業未竟，談和平似乎太遙遠。然而圖圖大主教不忘在書中重述五十年抗爭的血淚，曼德拉二十七年牢獄的不見天日，社會底層為對抗制度不公的呼喊。和平誠然可貴，卻從來不廉價。南非今日和平的基石，正是有人曾經在街頭，在公民社會，試圖大力呼喊，糾正長久以來的不義。謹念歷史中永遠循環不息的勇氣。

還有個多月就要離開香港。不捨的人事。難以點算，在這些風雨如晦的日子，寧願埋首繼續庸常，也不願意想起快要拋在身後的一切。立志要做的專題，還沒做完。原來我以為的，屬於浪蕩流離的這些日子，習慣了也就成了日常。來年的穩定生活，反倒成了如此巨型的，在外緣喊叫會生回聲的一個大洞，我在外頭徘徊，既有期望，又害怕安穩一如既往叫我失望。
到了英國，將是初秋，樹葉更色的季節。時常想起數年前在北島先生《玫瑰的名字》裡，讀到里爾克的「秋日」：

誰此時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誰此時孤獨，就永遠孤獨，
就醒來，讀書，寫長長的信，
在林蔭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葉紛飛
讀書，寫長長的信，在林蔭路上不停地徘徊。那是我準備在英國做的事情，in that order。去英國唸研究院，對很多人來說自然是奢侈的。然而真正的奢侈，或許是將年華揮霍在叫自己生厭的事上，自困於某種牢籠中，羨慕那些掙脫藩籬的人，卻又因自我保護而為籠子說項。真正的奢侈，是有捧書細讀的閒暇，是世上有那麼多可以讓人自覺渺小的思想放在眼前，卻將光陰花在餵養自己虛浮的自尊上。

一年半以前，我從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栽進了寫字的世界。不曾因為其他身份被人認識，將我帶到此時此地的，完全是我的文字。在二零一三年以前，我在不屬於我的地方，做著一些我不盡然認同的事情。縱覺格格不入，卻無從擠出應有的勇氣，追尋另一種生活。記得自己在日記裡寫過：「『生命對我有另一召喚』實在是廢話中的廢話。召喚甚麼？又不是要保衛地球。這是我自己選擇的路，跪得膝蓋滲血也得走完。」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生命是否對我另有呼召。我不信宿命，不知有否更高的主宰，但我相信許多老掉牙的，俗套的美德：堅忍﹑善良﹑寬恕﹑溫柔。我感激生命中許多的偶然，感激一念之間的勇氣，感激拉扯過我的前輩與同儕，感激自己不曾計較過回報而付出的努力。這一年半，有所小成，既是際遇的造就，亦是一切付出都不枉費的明證。

我的志趣，其實從來沒有多大的改變。戰爭與和平﹑轉型正義﹑人權與國際正義，都是我書寫的主體，是我一直關心的議題。唸研究院，繼續朝我的志業走往，可以算是某種紙上談兵吧。歷史悠長，文人在何時何刻，曾經擋過槍彈？理想與現實的鴻溝，永遠無法彌合，但正如薩伊德說，知識份子本來就應是「流亡者﹑邊緣人﹑攪擾大局的人﹑對權勢說真話的人」－－政治之敗壞，就是論述遮蔽真相，而每個時代給予知識份子的責任，不就是在真相之上，重建可以…

訪問約在尖沙嘴一家咖啡店。路過星期天的九龍清真寺，剛做完禮拜的教徒魚貫出來，是彌敦道上一道另類風景。我問戴著米白色頭巾（Hijab）的Zein，會否覺得自己在香港是個異類？她笑說幸而來港半年，從未覺得香港排斥自己。「至少在尖沙嘴，我就覺得自己並不是茫茫人海中，唯一一個有著相對小眾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我想起，每次跟香港的中東朋友見面，他們總愛約在尖沙嘴。在這個東亞小島的繁華與喧鬧中，我慶幸他們找到自己與這小島有所連結的一點憑據。
Zein El-Ashi在加沙出生﹑成長，是純正的巴勒斯坦人。半年前跟在已經香港三十年，但家鄉同在加沙的丈夫Rami結婚，才第一次離開出生地，遠嫁東亞，剛好避過了以色列以「護刃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為名，已經維持接近一個月的大舉殺戮。然而Zein的家人還在加沙，故園煙硝令懷著身孕的她寢食難安。她自言每次電話響起，她都害怕是從加沙傳來的惡耗。「我的父母兄妹姪兒全都在加沙。之前在齋戒月（Ramadan）期間，每天晚上的開齋飯都淡然無味，我總是跟Rami說，快草草吃一下，我們看新聞吧……」
炮聲下的童年
在2007年加沙之戰後，哈馬斯（Hamas）從法塔赫（Fatah）手上取得加沙地帶的控制權，以色列亦隨即對加沙開始至今仍然不曾中斷的海陸空封鎖。七年前的戰爭固然是加沙的轉捩點，然而對於生活在加沙的孩子而言，從隔離牆另一邊而來的炮火，在圍城未開始前，已是庸碌日常中無法規避的，加沙生活的一部份。
Zein跟我年紀相若，九十年代是個活蹦亂跳的孩子，大概也曾經在加沙的沙灘上砌過沙丘，在那個相對和平的年代，在沙灘上玩還不算是危險活動。「我們跟香港的小孩一樣，結伴上學讀書，愛玩，大概也一樣天真，甚麼都不懂。那時候加沙沒有像今天那樣的戰火，然而轟炸也從未間斷；每隔一兩天，我們就聽到轟隆隆的炮彈聲。有時我問爸媽，那些好響亮的是甚麼聲音？也許每個父母都希望將孩子與戰火隔絕，爸媽從來不告訴我們那些到底是甚麼。然而我們會長大，我從友儕間開始知道，這就是戰爭。」
她的父親開雜貨店，在失業率近半的加沙，生活算是過得去。忘了問Zein她有多少兄弟姊妹，但從她形容家族眾人的語氣，就知道她有個大家族。事實上加沙人口一直處於爆炸狀態，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近一百八十萬人，每個婦女平均生育超過五個孩子，高踞世界人口增長率第七位。Zein說，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