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狐狸--新書《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自序




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說過,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狐狸,一種是刺蝟。古希臘寓言有云「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所謂術業有專攻,要做好學問,似乎必然要做刺蝟;但人亦貴自知,如果天生就是狐狸,對甚麼事情都好奇心過了頭,沒有辦法心無旁騖地鑽研一件事情,那麼,當一隻稱職的狐狸,也許就是我之所能做到最好的事了。讀書時期以為自己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本領很了不起,長大了就自知其實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才華,才能甚多但學不見得有專精,要將勤補拙又受天生慵懶性格所限,所以且行且書,在紙上流浪的生活,倒也快活。能夠攀越自己的限制自是強人,然而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情,而且用心地做,心懷純粹不計後果地做,也不見得是軟弱吧。

這本小書就是我當一隻狐狸的思考筆記。這些年來,反覆從一道邊界跑到另一道邊界,從一本書翻到另一本書,重重覆覆幾乎完全沒有計劃的積累,原來畢竟有所造就,那些見聞與知識,在某種時刻竟有機會連結起來,成就我不曾想像的事。一年半以前,從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無心插柳地栽進寫字生涯的我,絕對想像不到在短短五百多天之後,第一本著作就會出版,而主題正是我心所繫的中東,一片在他人眼中神秘甚至野蠻的大地。

收到出版社邀約後,我嘗試在中東的瘋狂與喧鬧之中抽離,整理我關於伊斯蘭世界政局的評論文章與記事。這才驟覺書寫伊斯蘭世界,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大學時代,我重重覆覆的讀了薩依德的著作,記得他在《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Covering」一字是歧義,兼有「報道」及「遮蔽」之意)裡說過:「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或文化群體會像伊斯蘭教一樣,被斬釘截鐵地認定將對西方文明造成威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加上九一一以降主流媒體的渲染,又為這種成見多添了幾分怖慄想像。

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震動了整個世界,讓人重新思考伊斯蘭主義(political Islam)與憲政民主結合的可能;兩年後埃及再次變天,初始萌芽的民主政體又似被推翻,歷史到底還是沒有終結。然而這一場革命終於叫世人體認,所謂伊斯蘭世界的同質性不過是想像的產物,這片土地有原教旨主義者,有心向民主自由的革命分子,有提倡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者,也有人相信政教合一或大阿拉伯主義,才是伊斯蘭世界對抗新殖民主義的利器。這片被稱為烽火大地的土地如同世界縮影,值得我們花更多心力去觀察和關注。

第三波民主化從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起,把半個地球捲進了走向民主的道路之上;既然連許多「專家」(正如薩依德說,太多「專家」喜歡就伊斯蘭議題說話,但那些人根本不了解伊斯蘭世界)眼中永遠不會接受民主的中東,也在茉莉花革命中迎向了民主化,香港一定不會是例外。過去十五年來,香港一直處於政制改革爭議的風口浪尖上,社會抗爭一場接一場,反對派分分合合,一片混沌。從脫殖到尋找身份認同,以至嘗試從這種半民主的曖昧不明狀態走往真正的民主,香港要走的路,其實跟許多普世經驗互為鏡像。所謂國際,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那麼事不關己。

普世經驗互為鏡像

茉莉花革命從北非始席捲阿拉伯世界,然而當中有成有敗;敘利亞從此陷入內戰,利比亞在內亂後成為了人道干預的對象,埃及似乎成功,但及後又證實根基不穩,突尼西亞偶有騷亂但似乎又在慢慢建立民主政制。成敗的因素的除了是這些國家各自的歷史發展階段,迥異的文化﹑經濟脈絡,公民社會成熟程度的分別,還有政府在威權轉型向民主之時的種種政策。從埃及的例子,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所謂堅實的民主願景,還有茁壯的公民社會,對於穩定的政體轉型有何意義;從南非的例子,我們可以思考,香港如果有全民制憲的機會,應該用怎樣的政治哲學邏輯去制定憲法。這些都是跟現今香港時局息息相關的議題。在彼方,俄羅斯威權政府控制新聞自由﹑鏟除異己﹑鐵腕鎮壓分離主義地區,但俄羅斯國民卻又似乎保有了一定的自由,我們或許可以從此窺視所謂假民主的的危險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果不去深入理解,香港人對於別人所擁有的民主自由再羨慕再嚮往,都不免廉價。

然而伊斯蘭世界的複雜,也許不是我這個如霧水般短暫勾留的旅人能夠理解的。我懷著對古文明與亞伯拉罕三教發源地的嚮往,懷著為伊斯蘭平反的目標踏足他們的世界,又讀了許多書和論文去寫一篇又一篇煞有介事的評論。然而我畢竟是個與他們的歷史與生活割裂的局外人,唯有提醒自己,至少要保持文字的純粹與理性,那怕文字有多麼拙劣,仍誠實地記下所見所聞。我從來覺得自己是個無可救藥的世界主義者,認同東亞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那套國族主義建構論,然而坐在敘利亞難民面前,聽他們述說無家無國的苦難;聽庫爾德人﹑巴勒斯坦人說為民族犧牲在所不惜,卻驟覺我或許不過是個天真的左派,忽略了國家民族的正當性,甚或是應然性。現實與書本的距離比我想像中更遙遠,然而就是這樣的,反覆建立論證再推翻重構的過程,佐證了一個人走上千萬里路的意義。

隻身採訪伊朗大選

2013年6月,我在炙熱的伊朗隻身採訪總統大選。高考時代因為想當記者,放棄了法律系,畢業後卻沒有投身傳媒工作。結果第一次當記者就是在萬里之外的,封閉的伊朗,不止語言不通,伊朗政府對新聞工作者的厭惡與壓制也是惡名昭著。行前兩天還在處理學業,耐不住跟好友訴說準備不足的擔憂,他說的話卻成了推動我前行的力量:「橫衝直撞不怕死的勇氣,就是你最好的特質。」於是戰戰競競的接下任務,懷著幾乎是莽撞的拼死的勇氣,以另一種身份重返這個美麗的國度。

魯哈尼勝選當晚,我在街上央求的士司機送我去德黑蘭城西的Valiasr Square。旅館老闆擔心我,跑出來替我跟司機溝通。上街慶祝的車輛已經擠滿了往Valiasr的主要道路,沒有司機願意在路上擠上數個小時。我在旁邊雙手合什,彎下身子說:「拜託,請你給我開個價錢,我真的要去。」司機聽不懂英語,但大抵還是聽到了我語氣中的央求意味。最後成交,12萬伊朗里爾。我跳上車,跟旅館老闆穆薩維先生說再見。他看著我關上車門,在車窗旁細細叮囑:多晚回來都好,旅館前台有人會給你開門。萬事小心,別往人群裡鑽。

我始終沒有坐著這的士到Valiasr Square。半途不到,車子就在街上塞了近四十五分鐘。我走下車拍攝隨意在街上就跳起土耳其舞的男生,一個伊朗家庭熱情地請我上車跟他們同行,我給的士司機付了錢就跳上他們的車,於是少女Marzi和她的家人就成為了我的採訪翻譯。他們知道我來採訪,更是興奮莫名,一直對車外的其他人高呼:「我們車裡有個記者!」其他人聽見都湧到車窗旁,舉起手中的海報或標語要求我拍他們。一路隨著伊朗吵嚷的流行音樂舞動,看人們不時鑽上車頂,跟隨其他慶祝民眾高呼:「伊朗萬歲,釋放穆薩維!」我鼻子隱隱的發酸:一次勝利並沒有讓伊朗人忘記四年前的傷痛。成千上萬的慶祝民眾裡只有我一個外國女子,在人群中跟他們一起慶祝難得的一次勝利。縱在異鄉為異客,但我和伊朗人民對於民主﹑幸福與自由的追求,豈能說不是同樣。這世界的命運,比我們想像中的,更要緊緊相連。

那一晚,我在慶祝氣氛熾烈的街上採訪拍照,回到旅館天色已將明。回程途上,伊朗朋友的車子在開闊的高速通道上奔馳,晚風把我的頭髮吹亂,一絲一絲的纏在我的臉上脖子上。車裡大家在一夜狂歡後都沉默起來,我轉頭望向車窗外。夜色迷茫,山下鄉郊燈火零落,然而極目遠望,地平線上太陽的微光已經把黑夜盡處的天空薰染成一片美麗的,層層疊疊的藍。我在想,這個國家的命運說不上可以一夕改變,但唯有希望令人有在困境中不斷掙扎的堅韌。那就足夠。

我沒有為自己留影記下這個夜晚,也許所有記憶都會隨時間逐漸流逝。但我相信我走過的路,聽過的故事,為他人的幸福與痛苦曾有過的觸動,都會在某一個暗夜裡,穿透重重疊疊的或許庸常不已的日子,回至眼前。在往後的時日,皆如黑夜裡倏然而至的,耀眼的光芒,一切想像終歸能夠成真的見證。

做個自由人

我在美國作家梭羅的名著《湖濱散記》中,讀過這麼一個源自波斯的故事。「我在設拉子的酋長薩迪的《薔薇園》裡讀到:『他們詢問一位智者:至高無上的神創造了許多高大成蔭的名樹,但卻沒有一棵被稱為azad,或自由,只有柏樹例外,但是柏樹卻又不結果子,這其中有何奧秘嗎? 』他回答說:凡樹皆有其相應的果實和特定的季節,適時則枝繁葉茂,鮮花盛開,逆時則枝葉枯敗,百花凋謝;柏樹與此不同,它永遠茂盛;azads,或宗教獨立者,就屬於這種特性——你的心不要放在流轉不居的事上;因為Dijlah,或底格里斯河,在哈里發部落絕種以後,仍將流過巴格達:如果你的手上富有,那麼要像棗樹一樣大方;但是如果你什麼都給不起,那麼就像柏樹一樣,做一個azad,或自由人。」

每當有人問及是甚麼把我推出家門走向世界,我總是說,那些基因早就在血液裡,是我無法背逆的。放棄了物質生活的穩定,卻尋回精神生活的堅實,最少是一場公平的交換。說不斷的流離是為了追尋真相還是自我實現,都是後設的目標罷了。然而走過了千萬里路,山翻越了一個又一個,卻總念及一個我稱為家鄉的東亞小島,一個既擠擁又喧鬧,毫不可愛的城市。我總相信國際經驗有其可堪借鏡與觀照之處,我們的命運,這個世界的命運,早已緊緊相扣,只是我們毫不自知。如此就更相信所做一切,在我心愛的香港走向民主自由的路上,可能還是可以作出一點微小至極,但或是不可有缺的貢獻。

本書的文章,大部份出自我在《明報》星期日生活一個月或一篇或兩篇的供稿,有些來自《主場新聞》和其他刊物,經修正和重新校訂後收錄。也有從未發表的文章,令這本書結構更緊密更完整。非常感謝《明報星期日生活》編輯黎佩芬小姐,香港的報章版面如此珍貴,黎小姐卻總是放心地把版面交給我,寫冷門至極的國際與正義議題,從不曾過問內容與觀點,也不曾刪減我的稿件。這種自由與信任,在今日的香港,尤其教人珍惜。

感謝為我撰寫序言沈旭暉教授,導言的張翠容小姐。張小姐的作品為香港人擴闊了對於世界與新聞工作的想像;沈教授則令國際關係這門看似遙遠的學科變得平易近人。各種時代的刻痕如戰爭或恐怖主義都自有理性因由,唯有知識可以破除迷障,唯有人文關懷能戰勝恐懼。有他們為拙作撰序是莫大榮幸。也感謝為我寫友情序的好朋友周澄小姐。我們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也是互相鼓勵,激發進步的同儕。

也有許多在這條路上一直幫扶鼓勵的朋友,尤其是才女好友何雪瑩小姐。感激之情筆舌難宣,唯願你們知道我從遠方寄出的明信片,就是我難以啟齒的一點心意。最後必須感謝父母家人與親愛的人,給了我自由。這本書,是自由的土壤上,開出的小花。

再漫長的旅途也有終站。混亂卻又同時無比澄明的行旅時日告終,我回到熟悉的香港,睡在熟悉的床上,過熟悉的生活。然而卻總忘不了如浮光掠過的每張真誠的笑臉,在異鄉偶遇一夕長談時,在桌上氤氳四溢的甘甜果茶,清真寺肅穆禱聲劃破清晨寧靜的時刻,沙漠夜空上的一挑叫人想起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之月。有時我痛恨自己的文字過份拙劣,無法描述我心裡曾有過的無以言說的觸動。也許我能夠做的,只是謙卑真誠地紀錄我的見聞與感受。其餘種種,請滄海世界,為我作證。

陳婉容
2014年1月 法國巴黎


《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將於明天開始,在香港書展紅出版攤位(1C-E22,共7個攤位)跟讀者見面。在書展買書的讀者可獲得作者友人為《茉莉花開》設計的書籤,由作者親筆簽名,詳情可留意作者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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