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意義-新書《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後記



《茉莉花開》在書展正式開賣的這一天,我身在柬埔寨金邊的咖啡店,準備下午訪問金邊被迫遷的Boeung Kak社區居民代表。半年前我為自己的書寫了稱為「自由的狐狸」的自序,在書出版的今天,我想也正好總結這段旅程了。

自從在金邊找到了這一家咖啡店,就抵受不住引誘。沒有採訪的時候,就來寫字,讀新聞,上網。柬埔寨的優渥階級,在這裡才找得到。窄身牛仔褲,皮手袋,鮮色的上衣,鼻樑上架著眼鏡(眼鏡對於許多柬埔寨人而言仍是奢侈品)。灰頭土臉的,穿著來自亞洲已發展國家的二手衣服的,平常的柬埔寨人,大抵也沒有能力來這裡喝上一杯兩美元的咖啡。

在柬埔寨除了是為了看屹立千年的,吳哥王朝的遺跡,也是為了第二本著作的資料搜集工作,訪問因國際圈地問題而失去土地的村民。走過那些沙塵滾滾的鄉間,在垃圾堆與死老鼠的酸臭味道中回來,還是要逃到這小小的,西式的咖啡店,找一點慰藉。回望過去,我想我跟這十年間走過的地方之間,還是有這麼一重隔閡的。坐在冷氣房間,寫出一篇又一篇這樣的文章,但我到底永遠都不可能如巴勒斯坦人那般理解所謂恐怖,所謂不安全,所謂流散。知識容易讓人腳不著地,卻又同時讓人體認自身到底如此渺小,連跑龍套的也許都算不上,遑論歷史配角。

文人無力回天,從來如是。

想像與真實的正義

執筆之時,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已經連續多天轟炸。我重讀在自己的書中,寫及以巴問題的段落。那是二零一二年末,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動火箭攻擊,以色列如舊聲稱「有權自衛」,向加沙連日開火。腦裡所有知識在翻滾,以巴所謂和平進程的虛妄,以色列自衛理據的脆弱,那些跟我相遇交談過的巴人跟我訴說的,時代在個人身上鑄刻的悲劇。於是寫下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抨擊以色列,在《主場新聞》獲得數百個「like」,在互聯網廣泛流傳。彼時那麼容易以為自己力量縱然微小,或許仍在改變世界,在逆轉不公義的漫長過程中,佔有那麼一點點的重量。然而時日過去,世界如樣運轉,我的文章就如同一點叫人感覺良好的漣漪,然而大海依舊水波不興。不論我寫了多少自以為是的文字,都沒法逃出槍炮﹑病菌與鋼鐵的遊戲規則。

寂寂無聞,也沒有才華的作者如我,或許只能如此。活了二十多年,稍有自知之明都知道自己大抵永遠無法用文字顛覆世界。高考那年寫了一篇考大學的Personal Statement,彼時想當記者,於是劈頭第一句就寫: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想來,那時候實在天真得可以。但不代表我已經不再相信這句話,我只是對這句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罷了。開始寫字這一年半以來,收到很多讀者的來郵,不少是大學生,甚至中學生。原來平庸如我也能夠令那麼多人擴闊了對世界的想像。香港是個小地方,但我們的視野卻不應該被地理疆界所限,那些「本土」的問題,其實有更宏大的脈絡,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其實各地的公民社會亦大有連結的可能。今年正值政改年,香港之紛擾前所未見。我們切實需要理解我們這一代在歷史中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自立自強,從微小之處,發展出強大茁壯的公民社會。

寫作的意義

沈旭暉教授在為拙作寫的序中提到:「我們在學院常有比較政治課,但真的能做到比較政治的人卻寥寥可數,反映這條路是孤獨的。」

今年書展的年度作家,是港產的華文文學創作大家董啟章先生。我們這一代的讀書人﹑文化人﹑文藝青年,大概沒有誰沒有讀過他的作品,不把他視為華文創作中不可能忽視的存在。書展設有董啟章專區,展出他的手稿,舊照,以董先生還不足五十歲的年紀而言,可謂很高的規格了。然而這時友人卻傳來梁文道的舊文《全職作家的無業生活》,其實我多年前已讀過,再讀仍是倒抽了一口涼氣:「就拿《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這本書來說吧,台灣出版(因為香港已沒有出版社願出長篇小說),所以版稅不錯,每本收取十元港幣;又由於它「暢銷」,賣了五千本左右,因此董啟章今年大概可以賺到五萬港幣,差點就能保證是最低工資的水平了。」

無論是像我那樣書寫比較政治﹑國際政治,還是書寫嚴肅,認真的文學作品,都注定是孤獨的。寫作就是各走歧路,大抵認真寫字的人,與世界的繽紛多姿,都總是本能地保持距離。如果想像寫國際政治書會賣個滿堂紅,或是賺個盤滿砵滿,都肯定是幻想罷了。所以我在想,在不可能出現的金錢與名氣以外,我的書還有甚麼內在的價值,令這世界為它而失去的幾棵樹,不致死得太無辜。

這本小書,叫「茉莉花開」。諷刺的是,在如埃及這樣的地方,茉莉花曾經那麼高調燦爛地盛放過,後又悄然凋零,叫人神傷。如果我的書,也能在香港這條顛簸崎嶇的民主路上,佔有甚麼微小的位置,我希望是一些普世的經驗,一些在我們庸碌生活中未及傾聽的,來自遠方的呼喊。這本書,在我有能力,有志氣走遍世界的時候得以面世,是我的幸運。其他的,真的不重要。

是為後記。



陳婉容
二零一四年七月.柬埔寨金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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