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美國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在上周日的直播節目，不慎發生了hot mic事件，跟助手的一段對話被攝入鏡頭。片段中克里連續說了兩次：「It's one hell of a pinpoint operation」（這行動還真的夠精準），明顯諷刺以色列口中的「精準攻擊」（pinpoint operation）無法達到不濫殺平民的目的。執筆之際，「護刃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已令加沙死亡人數上升至600多人，傷者近4000。 從1948年以來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母土權，到2004年被國際法庭在一份諮詢意見中批評為「侵犯人權」的隔離牆，到以色列不斷違反日內瓦協定第49條，強制摧毀巴人村莊，擴大屯墾區，以巴問題其實只能證明國際法紙上談兵的真空。然而在社交媒體盛行，資訊渠道日多的今日，以巴雙方都想在這個軟性戰場獲勝，在這場武力衝突中成為「合法」同時合符道德的一方。 雖然衝突前各有青年被對方殺害，幾次加沙衝突的原因，不外是哈馬斯不斷射往以色列方向的火箭炮，和以色列口中的自衛權利。而國際法雖然沿襲荷蘭國際法鼻祖Grotius的自我保護天性論，但「自衛」在今日的國際法中仍然有規範。首先，以色列經常引用的《聯合國憲章》第51條，註明「一國對他國進行武力攻擊時，受攻擊國有自衛權利。」然而加沙或巴勒斯坦皆非聯合國或以色列承認的「國家」，而是以色列非法武裝佔領的地區。 其次，如果說以色列因受哈馬斯長期威脅而進行「預防性攻擊」（preemptive strike），就要檢視哈馬斯的火箭炮有沒有對以國構成實質傷害。根據國際習慣法，除非對方的攻擊已經「沒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化解，而且其迫切性已容不下一刻考慮」，「預防性攻擊」才是正當的開戰理由。哈馬斯的火箭炮雖然意在傷害平民，但面對以色列的「Iron Dome」金鐘罩，可以算是投卵擊石，以色列在這次衝突中，除了一人在加沙邊境被碎片擊中傷重身亡，就沒有其他傷亡報告，因此亦難以證立以色列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在加沙開戰。 以色列那麼大力宣傳自己的行動「精準」，其實是為了避免觸犯必要性（necessity）和對等性（proportionality）等戰時人道規範的指控。即使是在槍林彈雨的戰爭當中，亦有戰區與非戰區，戰爭單位（belligerent）與非戰爭單位之分，戰爭只能以軍事目標為限，不能在

找回web cache，拍下這張「遺照」。有些博客朋友一直以來以主場作archive，結果一覺醒來，心血煙消雲散。幸而我一直每隔一段時間就更新自己的blog（sherrychan.net），文章仍在，只是我曾經珍惜的平台不見了。 事實上我並不算多產，也經常寫票房毒藥題材（至今仍是），但幸運的是，從一開始，主場讀者就對我相當厚愛，不要說個位like數，連兩位數的like數，我都幾乎沒有試過。我過去在主場的文章，三﹑四百likes是正常。雖然如此，我也不好太矯情，說自己非常著緊主場；我曾經超過半年沒有供稿，有時又會跟友儕一起批評主場的營運方向。主場是否完美？絕對不是。跟所有網上媒體一樣，「呃like」是他們的業績指標之一，為了這個未必代表知識水平的指標，主場也做過好些我們頗不認同的事。因為主場已死，就一面倒的為它說好話，也不是我們應有的批評懷疑態度。 然而昨日下午知道主場成為歷史，仍是震驚﹑錯愕﹑難過，久久難以平復。如果主場不過是芸芸網媒中比較成功的一個，想必沒有那麼多人立刻出來拯救博客文章，甚至要另建平台「重現主場」，主場博客們也不會立刻團結組織起來。主場新聞不是很多人說的「離地」平台，它從一開始就有立場，去年年初「佔領中環」還未成為真正熱門新聞名詞，主場已經為佔中另闢新欄；友人又提到今年7.2佔領遮打道後，511被捕者的文章長期置頂。主場新聞不是just another internet media，本身的資源當然是主因（有十多個員工可算豪華網媒），然而如果一個傳媒真的只是靠「抄新聞」和一堆博客免費貢獻文章呃like，恐怕永遠無法擁有主場的影響力和地位。 友人說，新聞自由半年前在明報響起警號，有許多新媒體人士以此作為媒體「世代交替」的徵兆，紛紛出來高呼「舊媒已死，新媒崛起」。她當時就寫過，新舊媒體本是同氣連枝，誰說新媒體就不會受到打壓？新媒體何以覺得自己可以獨善其身？有二十多萬likes的主場新聞一夜之間化為歷史，上班人士無法再在主場讀博客打發時間，剛剛有興趣關心政治的學生頓時失去了一個可靠的政治文章database。主場新聞倒下，台灣人一樣關心，當香港與台灣逐漸認識到，我們皆生活在同一個強國的陰影底下時，兩地知識份子與文化人的連結，對於抵抗對言論自由的壓力，是何其重要。主場新聞從來都是連結兩地的最佳平台之一。它的成功，絕對不是偶然，亦絕對不是「早來早上岸」的

（按：這篇訪問，原想在主場新聞刊出。在打好的一剎，身後友人突然驚呼：「主場結束了。」我原以為是惡作劇。證實之後，震驚﹑難過得無以復加。當然主場結束，不代表我們不能夠再發聲。相反，我們必須更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管是以巴問題，是香港政改問題，我們都要用比平時更多的力量去呼喊。） 執筆之際，加沙的死亡人數已經上升至超過800人，當中有200人是孩子，至少七﹑八成是平民。在美國和以色列控制國際主流媒體之時，巴勒斯坦卻在新媒體和社交媒體的戰場中勝了一仗。一張張巴勒斯坦孩子的血腥照片，見證世上其中一次最持久的非法佔領，為人類整體平添了多少難以平反的不義。 身在遙遠的東亞小島，是否代表只能束手搖頭嘆息，感慨世界和平只是烏托邦式理想？書展期間，由在港巴勒斯坦人和其他反對以色列侵略的不同國籍在港人士成立的組織「Friends of Palestine in Hong Kong」（香港巴勒斯坦之友）則在灣仔天橋拉起橫額，嘗試向香港人訴說主流媒體外的巴勒斯坦真像。這個星期天下午，組織將首次發起遊行，呼籲香港人加入，從灣仔步行至以色列大使館抗議：「沒有國際壓力，以色列會繼續為所欲為。即使遠在香港，我們都有道德責任阻止屠殺。」 蘇格蘭人Jack Muir是組織成員，與巴勒斯坦或中東皆無血脈關係，關心巴勒斯坦只因為這是「世上最大的不公義」：「過去五十年，以色列不斷違反國際法，視聯合國所有譴責其侵犯人權的決議如無物。縱使如此，西方各國政府並沒有站在公義的一邊，堅持繼續武裝以色列軍隊，美國每年給予以色列鉅額軍事援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誰是誰非，在媒體中被完全顛倒，國際社會隔岸觀火，大大地助長了以色列的野心。」 「以巴衝突」的另一個面向 西方媒體多鞭撻哈馬斯（Hamas）的「挑釁行為」，支持以色列的「自衛權利」，對於歷史前因後果，雙方軍事實力懸殊，加沙在過去七年來的情況，卻只輕輕帶過。早前倫敦有聲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遊行，針對的不止是以色列，還有被指在報導中偏袒以色列的英國廣播公司（BBC）。不少公眾人物亦指出在西方媒體中，譴責以色列是禁忌中的禁忌，例如美國著名猶太裔作家Naomi Wolf在社交媒體中提及，她在文章中用「種族屠殺」（genocide）字眼形容以色列的行為，就受到雜誌明言阻止。Jack認為，在與以色列或猶太民族親緣性不算強的香港，主流媒體相對亦較包容譴責以色列的聲音。 他提及

【明報專訊】以色列自7月8日在加沙地帶上空開始的「Protective Edge」行動，已經令加沙死亡人數上升至逾200人，包括4名當時正在加沙沙灘上踢足球的孩子。各地都有聲援巴人的示威行動，學術界、文化界人物如名記者菲斯克（Robert Fisk）、利維（Gideon Levy）等群起討伐以色列，然而文人無力回天，呼聲不敵槍炮，「人道停火」的5小時是加沙民眾唯一可以喘息的機會，叫這個充滿矛盾感的名字顯得多麼可笑。人道停火後殺戮繼續，執筆之時，以軍地面部隊已經進入加沙。 猶記得2012年末，聯合國會員大會召開會議，就巴勒斯坦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的議案投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在1年前叫人潸然淚下的「enough, enough, enough」演說後，再度言辭懇切地向世界力陳巴勒斯坦人自1948年「大浩劫」（Nakba）後多舛的建國路，美國和以色列代表則在會上譴責巴解跳過和談，私自尋求立國，令和平進程又添障礙。當投票結果出現在熒光幕上，場內一片歡呼之聲。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後，巴勒斯坦終可以在國際法層面上跟以色列有對等權利，能將以色列的戰爭和反人類罪行帶上國際法庭。然而早在2004年，國際法庭就在一份諮詢意見（Advisory Opinion）中裁定以色列的隔離牆（Separation Wall）違反國際法及侵害人權；10年在刀光劍影中過去，高牆沒有一磚一瓦被推倒，以色列仍然走在所有規則以外，偶爾攬着自衛盾牌，懲罰性濫炸加沙，享受着硬實力帶來的特權。 「特殊性」來自大國影子 今日的以色列擁有核武，世上第四大軍隊，每年擁美國納稅人的巨額資助而得以自外於阿拉伯世界，成為中東霸權。然而一個「中東唯一民主國家」能夠為所欲為，絕非只有硬實力那麼簡單，還得依靠一種被美籍巴基斯坦裔學者阿拉姆（M. Shahid Alam） 在Israeli Exceptionalism：the destabilizing logic of Zionism中歸結為「以色列例外論」的國家精神。我們今天見到的，那麼自信、強大，國民幸福指數經常高踞世界榜首的以色列，背後有一套由歷史的偶然、各國的利益計算（包括貝爾福宣言）和對宗教神話的利用交織而成的國族建構歷史。而以色列自以為有的「特殊性」，其實是其保護者美國的「特殊性」的大傘所投射下來的影子。 創造「正確」的國家道德價值 「美國例外論

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說過，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狐狸，一種是刺蝟。古希臘寓言有云「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所謂術業有專攻，要做好學問，似乎必然要做刺蝟；但人亦貴自知，如果天生就是狐狸，對甚麼事情都好奇心過了頭，沒有辦法心無旁騖地鑽研一件事情，那麼，當一隻稱職的狐狸，也許就是我之所能做到最好的事了。讀書時期以為自己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本領很了不起，長大了就自知其實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才華，才能甚多但學不見得有專精，要將勤補拙又受天生慵懶性格所限，所以且行且書，在紙上流浪的生活，倒也快活。能夠攀越自己的限制自是強人，然而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情，而且用心地做，心懷純粹不計後果地做，也不見得是軟弱吧。 這本小書就是我當一隻狐狸的思考筆記。這些年來，反覆從一道邊界跑到另一道邊界，從一本書翻到另一本書，重重覆覆幾乎完全沒有計劃的積累，原來畢竟有所造就，那些見聞與知識，在某種時刻竟有機會連結起來，成就我不曾想像的事。一年半以前，從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無心插柳地栽進寫字生涯的我，絕對想像不到在短短五百多天之後，第一本著作就會出版，而主題正是我心所繫的中東，一片在他人眼中神秘甚至野蠻的大地。 收到出版社邀約後，我嘗試在中東的瘋狂與喧鬧之中抽離，整理我關於伊斯蘭世界政局的評論文章與記事。這才驟覺書寫伊斯蘭世界，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大學時代，我重重覆覆的讀了薩依德的著作，記得他在《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Covering」一字是歧義，兼有「報道」及「遮蔽」之意）裡說過：「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或文化群體會像伊斯蘭教一樣，被斬釘截鐵地認定將對西方文明造成威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加上九一一以降主流媒體的渲染，又為這種成見多添了幾分怖慄想像。 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震動了整個世界，讓人重新思考伊斯蘭主義（political Islam）與憲政民主結合的可能；兩年後埃及再次變天，初始萌芽的民主政體又似被推翻，歷史到底還是沒有終結。然而這一場革命終於叫世人體認，所謂伊斯蘭世界的同質性不過是想像的產物，這片土地有原教旨主義者，有心向民主自由的革命分子，有提倡政教分離的世

《茉莉花開》在書展正式開賣的這一天，我身在柬埔寨金邊的咖啡店，準備下午訪問金邊被迫遷的Boeung Kak社區居民代表。半年前我為自己的書寫了稱為「自由的狐狸」的自序，在書出版的今天，我想也正好總結這段旅程了。 自從在金邊找到了這一家咖啡店，就抵受不住引誘。沒有採訪的時候，就來寫字，讀新聞，上網。柬埔寨的優渥階級，在這裡才找得到。窄身牛仔褲，皮手袋，鮮色的上衣，鼻樑上架著眼鏡（眼鏡對於許多柬埔寨人而言仍是奢侈品）。灰頭土臉的，穿著來自亞洲已發展國家的二手衣服的，平常的柬埔寨人，大抵也沒有能力來這裡喝上一杯兩美元的咖啡。 在柬埔寨除了是為了看屹立千年的，吳哥王朝的遺跡，也是為了第二本著作的資料搜集工作，訪問因國際圈地問題而失去土地的村民。走過那些沙塵滾滾的鄉間，在垃圾堆與死老鼠的酸臭味道中回來，還是要逃到這小小的，西式的咖啡店，找一點慰藉。回望過去，我想我跟這十年間走過的地方之間，還是有這麼一重隔閡的。坐在冷氣房間，寫出一篇又一篇這樣的文章，但我到底永遠都不可能如巴勒斯坦人那般理解所謂恐怖，所謂不安全，所謂流散。知識容易讓人腳不著地，卻又同時讓人體認自身到底如此渺小，連跑龍套的也許都算不上，遑論歷史配角。 文人無力回天，從來如是。 想像與真實的正義 執筆之時，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已經連續多天轟炸。我重讀在自己的書中，寫及以巴問題的段落。那是二零一二年末，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動火箭攻擊，以色列如舊聲稱「有權自衛」，向加沙連日開火。腦裡所有知識在翻滾，以巴所謂和平進程的虛妄，以色列自衛理據的脆弱，那些跟我相遇交談過的巴人跟我訴說的，時代在個人身上鑄刻的悲劇。於是寫下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抨擊以色列，在《主場新聞》獲得數百個「like」，在互聯網廣泛流傳。彼時那麼容易以為自己力量縱然微小，或許仍在改變世界，在逆轉不公義的漫長過程中，佔有那麼一點點的重量。然而時日過去，世界如樣運轉，我的文章就如同一點叫人感覺良好的漣漪，然而大海依舊水波不興。不論我寫了多少自以為是的文字，都沒法逃出槍炮﹑病菌與鋼鐵的遊戲規則。 寂寂無聞，也沒有才華的作者如我，或許只能如此。活了二十多年，稍有自知之明都知道自己大抵永遠無法用文字顛覆世界。高考那年寫了一篇考大學的Personal Statement，彼時想當記者，於是劈頭第一句就寫：The pen is mightier tha

原刊於 本人Facebook專頁 ，後 評台 轉載 Noam Chomsky提出對BDS運動（針對以色列政權的杯葛﹑撤資及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 Movement）的質疑。 BDS主要理念是鼓勵所有人對以色列進行經濟制裁。所謂杯葛即罷買在以色列製造的貨品和以色列品牌；同時呼籲學者和文藝界人士避免為以色列塗脂抹粉，例如藝術家可拒絕在以色列舉行畫展。年前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就曾被遊說以拒絕到場領獎作無聲抗議。後來他堅持出席並發表了充滿人道主義的高牆與雞蛋謝辭，成為一時佳話。撤資於個人層面其實與負責任投資同義，主要是留意投資組合有沒有直接或間接支持以色列的國家暴力行為。 BDS主要目標有三：一，終結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非法佔領；二，支持以國境內的巴勒斯坦人獲得完整公民權；三，宣揚聯合國194號決議下巴勒斯坦難民返回母土的權利。許多對運動成果樂觀的人把BDS跟八十年代間接終止南非種族隔離的南非撤資運動比較。Chomsky質疑的正是第三點，認為「堅持這一點就肯定會失敗」。他認為黑人對於南非白人政權有實質用途（當時歐美廠家都在享受在南非黑人比白人廉價八分一的工資），而以色列則希望完全去除巴勒斯坦人這個大包袱。再者，冷戰背景令曼德拉得到古巴政權支持（植入式廣告：有興趣的話可讀本人新書《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中關於曼德拉的部份）。相反，巴勒斯坦人卻不能仰賴大阿拉伯民族主義，如今阿拉伯國家早已是各家自掃門前雪。 我明白Chomsky的質疑，但卻比他稍稍樂觀。BDS運動幾乎從美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搏奕中抽離，既不對巴勒斯坦問題抱持任何立場，也不為激進的哈馬斯或溫和的巴解背書。其不流血人道抗爭的理念使其站穩道德高地。無疑令南非撤資運動得以成功的冷戰博奕不能複製，但我們卻不能忘記，能夠令國際社會同情巴勒斯坦的，畢竟不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恐襲。南非撤資運動初時亦因為美國撐白人政權的腰而成效不彰，後來一切，都是數十年的努力，加上歷史機遇而已。 （每次讀老人的著作﹑文章或訪問，都希望他身體健康多活幾年，年紀這麼大思想還清晰，還走在時代尖端，真是偶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