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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邪惡軸心世界盃——伊朗的政治化足球





上屆世界盃除了令鬥牛民族第一次攀上世界高峰,奠定了西班牙足球的主導地位之外,還有一些球迷難以忘記的賽事。例如北韓在小組賽中令巴西陷入苦戰,雖然最後仍然輸波,但世人無不驚訝這支來自「邪惡流氓國家」的神秘球隊,居然可以踢出如此有紀律的足球,甚至有牽制巴西的能力;場外更有話題性的是,傳聞說北韓小組賽出局,金氏狂人會將球員統統送入勞改營。今屆世界盃再不見北韓人身影,幸好「邪惡軸心」未因此缺席,今屆換上的是北韓去屆在外圍賽踢出局的另一支「邪惡」隊伍——伊朗。

雖然伊朗是亞洲足球一哥(而且國際足協排名參考價值不高),但為什麼要寫伊朗?巴西有主場之利,西班牙繼續星光熠熠,德國足球正在復興,而英格蘭雖然仍在沉淪,在香港仍有大量支持者。然而伊朗人對於足球之狂熱,不亞於以上任何一個足球強國;足球在伊朗的政治化程度,更肯定是世界數一數二。筆者去年採訪伊朗大選,在群眾湧上街頭慶祝溫和改革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當選後3日,就見證了伊朗在亞洲區外圍賽擊敗南韓,第四次晉身世界盃決賽周。當日德黑蘭幾乎全城沸騰,民眾在街上揮舞伊朗國旗,高呼伊朗萬歲。見過此情此景就不難明白,為何伊朗政府對足球緊緊箝制,以至在伊朗,足球就等同政治。

利用足球控制人民

足球最初透過大不列顛的帝國爪牙傳入伊朗,早在19世紀末,伊朗人就開始接觸這項運動,而且本身熱愛足球的巴列維王室亦非常支持伊朗體育發展。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許多有表演形式的藝術和娛樂活動因伊斯蘭教義被禁,足球由於會集結人群,亦被什葉派教士視為潛在動亂源頭,是以初期並不鼓勵這種運動。在被足球取而代之以前,最能夠代表伊朗的體育活動是可以被稱為伊朗「國術」的摔跤。然而無論摔跤在伊朗歷史有多悠久,伊朗又出產過多少世界級選手,仍然無法抵擋足球在現代社會的吸引力;而摔跤這種個人化的運動,更敵不過講究有機合作性且充滿對抗性的足球,在現代國際政治中的重量。

去年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8年任期期滿下台,筆者所訪問過的伊朗民眾,無一不為此歡天喜地。內賈德的臭名,一半因為他在國際舞台上的瘋狂行徑,多少令伊朗跟西方進一步交惡,令伊朗受制裁重創,經濟一蹶不振,物價更因貨幣瘋狂貶值而騰飛;一半自然歸因於2009年選舉的各種種票醜聞,以及對反選舉舞弊的綠色革命血腥鎮壓。由於內賈德跟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權鬥,而大搞民族主義正好可以幫助內賈德削弱宗教教士權力,於是伊朗的「全民狂熱」運動——足球,就成為了內賈德最方便利用的工具。

內賈德對足球的控制,全球應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領袖可以比擬:2008年,他將伊朗名宿阿里戴伊(Ali Daei)請來擔任領隊,1年後親手將他炒魷。同年他將曾效力拜仁的亞洲足球先生卡利米(Ali Karimi)請入國家隊(雖然卡利米對他並不賣帳,在2009年世盃外圍賽戴上綠色腕帶,以示支持反對派),又安植親信領導伊朗足總(IFF),甚至放寬女球迷入場看球賽的規定,令宗教領袖大為震怒。正如伊朗隊的前教頭古特比所言,伊朗足球的高度政治化有好有壞,好的當然是得以獲取更多國家資源和注意,壞的就是足球運動與政治走得太近,不免過於受到政治風向影響,長遠有礙發展。

足球與伊朗的好戰外交

講及足球成為了各國交鋒的戰場,最難以略而不談的歷史,自是1969年中美洲兩小國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因爭奪世界盃入圍名額,重燃兩國之間由來已久的領土和資源衝突,最終爆發一場真正戰爭。共產波蘭傳奇記者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談及此戰的著作,亦索性稱為The Soccer War。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阿根廷和英格蘭在福克蘭群島戰爭後首次在足球場上對陣,馬勒當拿當時以經典的「上帝之手」入球將英格蘭踢出局,對於阿根廷而言,無疑是打了一支民族主義強心針。1988年,由大帝碧根鮑華帶隊的西德在歐國盃四強對陣荷蘭,橙軍以2比1擊敗德國隊,賽後荷蘭竟有高達六成國民上街瘋狂慶祝,認為國家隊替他們報了二戰時被德國佔領的深仇大恨。橙軍領隊Rinus Michels其時就說了這麼一句:「Football is war.」最接近我們的年代,有最具現代國際政經關係意味的例子:「歐豬」希臘在上屆歐國盃對上了迫希臘政府實行緊縮政策、被希臘人民視為「假救濟,真殺人」的「債主」德國。許多本身對足球零認識的朋友,亦因此留意這場球場大戰,希望希臘能在球場上贏一仗,力保尊嚴,證明主體精神未死。

對於鮮有其他直接外交途徑,而且長期依賴在國際上樹敵來維持政權正統性的伊朗而言,足球的好戰本質(bellicose nature)正正令它成為伊朗外交的最佳出口。伊朗在1998年,在伊斯蘭革命後首次入圍世界盃決賽周,在伊朗引起了比任何國際摔跤賽都強烈的旋風;當年伊朗雖然在小組賽階段就出局,但卻完成了一件無比偉大的壯舉,就是在小組賽階段,以二比一擊敗了同組的「惡魔」美國。自1979年的發生於德黑蘭美國使館的伊朗人質事件起,美國跟伊朗就處於敵對關係,當年不是冤家不聚頭,雙方在球場上非常禮貌,場外卻風起雲湧,最終賽果令當年的伊朗國家隊成為民族英雄。

伊朗足球終於走向國際?

魯哈尼勝選後數天,伊朗即因第四次打入世界盃決賽周而再次舉國歡騰;這位備受改革派歡迎的新總統在政治與足球緊密掛鈎的伊朗,算是有個好得不能再好的開始。去年年底,魯哈尼跟奧巴馬進行破冰電話通話,不久後伊朗和P5+1在日內瓦的核談判就取得歷史性成果。內賈德的狂言狂語已成歷史,美伊關係也不如之前那般劍拔弩張,伊朗似乎向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常」一分子,又邁開了一大步。

然而事實卻沒有那麼簡單。在長期的制裁環境下,伊朗國家收入幾乎減半,足總因此瀕臨破產,連亞足聯的金錢援助,也因為對伊朗國際資金轉移的規限而難以到手。伊朗非常貧乏的外交,令伊朗隊1年只踢得上一、兩場國際友賽,而且對手都是連32強都打不入的弱旅。然而伊朗在外圍賽仍擊敗亞洲數一數二、有不少球員外流歐洲頂級聯賽的強隊南韓,總算不枉數年前重金禮聘葡萄牙籍的基羅斯(Carlos Queiroz)加盟成為教頭。基羅斯是費格遜的前任副手,甚至在曼聯辭退莫耶斯後,與費爵爺的另一前助教梅倫史甸一樣,成為過英國小報列出的曼聯下任教頭人選之一。名帥算不上,但作為助教仍然帶過曼聯皇馬,也帶過葡萄牙國家隊,國際經驗絕對足夠,可見伊朗振興國足之決心。

基羅斯其中一項建樹,就是從歐洲聯賽中引入一些海外伊朗人(Iranian Diaspora),邀請他們為伊朗國家隊效力。例如在外圍賽中大放異彩,效力英冠球隊查爾頓的Reza Ghoochannejhad,就是自小已經移民荷蘭,代表過荷蘭青年軍的前鋒,但決定代表伊朗國家隊出賽。他和英超富咸中場Ashkan Dejagah是伊朗世盃23人中,寥寥無幾的外國聯賽球員,其他球員都來自伊朗本土球會。雖然國內聯賽水平不低,但缺乏國際賽經驗,相信依然會成為伊朗國家隊的一個致命傷。

伊朗身處的F組,除了必然會出線的阿根廷以外,眾星雲集的波斯尼亞絕不好惹,曾經的非洲猛虎尼日利亞也還是有米基爾和尤保等球星在陣。然而伊朗國家隊早在6月初就已經抵達巴西,開始適應時差和集訓,比幾乎所有隊伍都要早。書寫伊朗當然是因為伊朗的政治外交特別值得研究,也因為個人對於伊朗的感情和對弱旅的扶弱心態;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筆者認為在資金缺乏,經驗不足,出線機會奇低的處境下,依然認真對待足球,就是世界應該見證的,最美麗的體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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