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果陀-應如何理解後兄弟會的埃及?


(Image Source: Al Jazeera)
在穆爾西被攆下台十一個月後,埃及終於舉行重新選舉,結果也是毫無懸念--軍方授意的塞西將軍(General Abdel Fattah Sisi)取得壓倒性勝利。大選前夕,選舉委員會幾乎在乞票,又將選期拉長來催谷投票人數,連恐嚇和罰款都出動,結果投票率還是低得可憐的44.4%。在兩場廣場風暴,兩個被民眾的怒哮轟下台的總統和軍方對穆兄會餘黨的大規模清剿後,埃及已經不可能是原本的埃及。這場政府機關不中立,又沒有公平競爭的選舉,已足證軍事統治的陰霾,最終還是回到埃及的土地上,然而是否代表當年茉莉花革命的成果已盡成煙塵?在「選舉」之後,或許我們應梳理埃及從伊斯蘭政黨上台,到軍方重新奪權的脈絡,來嘗試理解埃及的「後穆爾西」之路。

穆爾西下台-「深層國家勢力」奪權陰謀?

兩個月前,半島電視台訪問了穆斯林兄弟會創辦人哈桑班納(Hasan Al-Banna)的孫兒,牛津知名伊斯蘭研究學者塔里克拉馬丹(Tariq Ramadan)。拉馬丹對於茉莉花革命的看法一向比主流輿論審慎,早在二零一一年埃及風起雲湧,全世界都跟開羅廣場上的民眾一般熱血沸騰,以為民主終於在中東地區落地生根時,拉馬丹就在這些主流意見的頭上潑了一盤冷水:這些民眾的要求其實並沒有媒體想像的那麼自由派,那麼普世,那麼民主。許多開羅廣場的民眾反對穆巴拉克,都不過因為物價飛漲所帶來的經濟壓力而已。他同時認為埃及軍方並不會善罷甘休,容許他們過去三十年的超然權力下放至一個小小的投票箱內,何況埃及軍方每年都坐擁美國鉅額資助,而穆斯林兄弟會上台所代表的伊斯蘭復興,正是美國最不願意見到的中東景象。後來埃及政局的發展,竟是拉馬丹的擔憂一一成真。

在二零一四年六月的訪問中,有人質問穆斯林兄弟會迅速下台,是否因為不善管治,而且擺脫不了伊斯蘭主義的獨裁傾向?拉馬丹的答案是「否」。他認為穆兄會下台是因為軍方勢力和所謂「深層國家勢力集團」(deep state,即在穆巴拉克時代發展出來的龐大軍政警機制)意圖重新奪權。然而穆爾西在上任後半年不足,即試圖給予自己無上權力,可以任意修憲,又解除總檢察官的職務,令拉馬丹的論點聽起來有為穆爾西開脫之嫌。但其實穆爾西是否真的如反對聲音所言,是「新法老王」﹑「新穆巴拉克」,而他的政權是「選舉獨裁」(Ballotocracy)?

穆爾西是否獨裁者?

就此,美國雜誌The Atlantic就用「第四政體指數」(Polity IV Index,是一個憑選舉和政治參與開放性﹑行政權力制限﹑行政替補開放性等指標來評估政體民主程度的指數)來評估穆爾西短短一年零三天的政權。結果是,穆爾西的政體屬於「社會轉型」(Societal Transition)政體,而在-10至10,從獨裁到民主的光譜當中,這個指數給穆爾西的分數是4(雖然作者認為2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分數)。

穆爾西不是聖人,但他也不見得是反對者口中的獨裁者。拉馬丹教授在穆斯林兄弟會下台後的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伊斯蘭政黨,包括穆兄會的問題--他們跟不上世界大勢,跟不上國際關係形勢,更加跟不上全球化帶來的種種轉變。國家權力對於這些伊斯蘭政黨而言,從可以帶來真正改革的手段變成了終極目的;於是這些伊斯蘭政黨跟他們念茲在茲的所謂伊斯蘭革命割裂,忽視曾經重視的經濟問題﹑公民權利與自由的問題﹑民生或政制問題;變得反動且無視一切改革意向與需求。他們只在乎由永遠的在野黨(甚至被禁制的地下組織)變成光明正大掌控國家權力的合法政權。茉莉花革命令中東和北非的伊斯蘭政黨出乎意料地復興,然而民眾其後對這些政黨的不滿,卻是如出一轍。

塞西時期-軍事統治大舉重臨?

穆兄會失敗既成事實,在這場總統「選舉」之後,又應該如何理解埃及?埃及前總統納賽爾﹑薩達特﹑穆巴拉克皆是軍人出身,當前的疑問就是,在穆巴拉克下台,穆斯林兄弟會上台的這一台戲之後,塞西將軍能否承繼過去威權統治的社會資源。在過去十個月,塞西備受埃及媒體吹捧,將他捧成第二個政治強人,令人有埃及刮起另一陣強人政治旋風的錯覺;然而投票率似乎已經說明塞西將軍認受性成疑。塞西在穆爾西下台前,在埃及並無多大聲望,現時的所謂塞西狂熱(Sisi-mania)幾乎都歸因於媒體的大力催谷。然而塞西選舉失利(在一個輸贏沒有懸念,投票率才是關鍵的選舉,44.4%絕對是選舉失利),屬於「深層國家勢力集團」的電視媒體並沒有為塞西抬轎,反而大幅報導,足證塞西對於deep state的控制遠不如他的前任穆巴拉克。

接近一年前,當穆爾西面對一場與「茉莉花革命」相似的情景時,筆者評論過,穆巴拉克的倒台其實早有端倪。前總統薩達特的「糾偏運動」(撤銷前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治下所有與外抗衡的偏激經濟措施,釋放政治犯,撤銷新聞審查,廢除一黨專政)雖然短暫,然而仍然令威權統治的螺絲在無聲中鬆綁,經濟自由化令中產階級崛起,潛伏在新生代中的主流民意爆發,造就了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現時塞西的支持者,不外乎是那些對於民主沒有太多憧憬,只希望政府在經濟上有所作為的民眾;沒有了強人的光環,塞西的認受性幾乎完全建基於他的經濟措施之上。如果假以時日,他還沒有交出任何經濟奇蹟,那麼他將會面對和穆巴拉克幾乎一模一樣的指控:踐踏人權﹑高壓統治﹑民生凋敝。塞西提出的「民生政策」包括採用慳電膽來解決電力不足問題﹑鼓勵青年將農產品運往「貧窮地區」售賣以解決失業問題等。很難相信這些措施能夠改善埃及民生,事實上,埃及貨幣在近年政局動蕩之下加倍貶值,能源入口因而愈發昂貴,旅遊業受到重創,任何經濟措施都難以在短期內見效。這種對於強人能強政勵治的幻想,其實特別容易幻滅。

一年前筆者寫道,廣場政治最終只會將軍事統治的陰霾帶回埃及的土地上,永遠的廣場政治只會為埃及帶來一個又一個的法老,無法實行真正的民主轉型;然而我也相信,正因民眾已經省得廣場的效用,他們亦無法容忍另一個希望穩坐王位三十年的新法老王。穆爾西被迫下台,或許是因為許多埃及民眾對於民主的見解流於膚淺,然而民眾聚集而成的政治力量,已經儼然成為無法再收回來的子彈,在政治光譜愈趨兩極化的埃及,可以一觸即發。無關好壞,這就是埃及在這一刻的政治現實。那位法老的位置都坐不穩,那位法老都可能被另一位法老取代。直至埃及公民社會真正成熟,民主才能夠終結這場永劫輪迴。Al Jazeera為一篇關於塞西的評論取了一個叫人擊節的題目:The Godot of Egypt(埃及的果陀)。在Samuel Beckett著名劇目「等待果陀」中,兩位主角一直在等待一個名為果陀的人,然而他們不知他的身份外貌,甚至不知其人是否存在。等待果陀,似乎注定了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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