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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國公投-國際法的「真空」以外


Image Source: NBC

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許多人都說得出國際法如何「真空」。在國際法歷史上,有一個案例不斷被反覆引用,被每一本學術書提及和分析,它就是1986年著名的海牙國際法庭案例「尼加拉瓜訴美國」(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尼加拉瓜是中美洲第一大國,十九世紀初自墨西哥獨立,自此內戰不斷。由於尼國地理位置具戰略價值,自然資源如金銀礦等充沛,於是不免受到強鄰美國覬覦。美國自二十世紀初即積極干涉尼加拉瓜內政,包括以保護僑民為名,用銀彈和武器支援國內反對派,利用武力逼總統下台,再安植親美Chamorro家族政權,高壓統治尼國近四十多年。1979年末,Chamorro政權因暴戾腐敗終被推翻,列根恐防新政府向古巴卡斯特羅陣營靠攏,在尼國的鄰國哥斯達黎加扶植反對派遊擊隊(Contras)入尼國與政府軍開戰,又以軍力阻斷尼國海上交通,令尼國經濟百上加斤。

尼加拉瓜相對國小民貧,無法抵禦這種侵略,於是訴諸國際法律,要求海牙法庭命令美國停止這種國際恐怖主義,停止干預尼國內政,停止在海上布雷,停止破壞尼國石油基建等。結果尼加拉瓜勝訴,法院裁定美國違反「不干預原則」﹑「不使用武力原則」,又裁定美國的自衛開戰理由不成立,因「先制性」的武力亦屬違法。然而美國在「敗訴」後,隨即將攻擊升級,以示對裁決的侮蔑;尼加拉瓜告上聯合國安理會,又遭成員國之一的美國駁回。結果尼加拉瓜蒙受的政治與經濟損失,無一得到合理賠償。

烏克蘭公投的國際法論爭

近日繼克里米亞獨立公投後,烏克蘭東部兩省(頓涅斯克省﹑盧漢斯克省)又舉行公投,決定是否實行「自治」,脫離烏克蘭的控制。可以想像,假如烏克蘭不曾於1994年按國際協商交出所有核武,又不曾仰賴俄羅斯﹑美國和英國「保護烏克蘭領土完整獨立」的承諾,它可能仍是世上第三大擁核國,今日就未必會遭受國土四分五裂的命運;又如果俄羅斯不是擁核兼洲際導彈的強國,美國又豈會只耍嘴皮上的把戲,不出兵「維護」烏克蘭領土完整。國際法從來只有條文,執行乏力,「各國平等」只是法理假定,現實當然是有些國家比別國更平等。

然而在這次克里米亞和烏東公投爭議中,美國﹑歐盟和烏克蘭都費盡唇舌,宣傳這場由親俄份子湊合而成的公投如何「違反國際法」,而俄羅斯借保護俄僑為名,向烏克蘭和鄰近的愛沙尼亞﹑格魯吉亞等國伸出魔爪,是「干預別國內政」。俄羅斯不甘示弱,以列舉美國對國際法纍纍干犯的歷史還擊--繞過安理會出兵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利比亞﹑武力干預伊朗﹑智利﹑尼加拉瓜等多國內政﹑國安局(NSA)被斯諾登爆料控訴「一九八四」式監聽﹑關塔那摩監獄非法拘留和虐囚案等。俄羅斯並且要求各國尊重克里米亞和烏東人民在國際法下「民族自決」的權利,卻完全不理國內車臣﹑達吉斯坦等民族同樣的訴求。

國際法作為一種國際語言

在這場美國對俄羅斯的代理戰(proxy war)當中,不止烏克蘭的經濟命脈是地緣政治戰場,國際法也儼然成了另外一個戰場;兩個已經脫離意識形態之爭的冷戰敵對陣營,如今的語言武器並非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國際法。

國際法難以對強國執行,沒有終極判官,於是只能成為弱法,在國際權力關係中,任強權如美俄搓圓壓扁。實在很難說它除了作為武力和其他外交手段的糖衣包裝以外,還有甚麼實質意義。然而不無諷刺地,正是這種能夠被任意挪用,隨意剪裁以作藉口的特質,令國際法在執法能力的「真空」以外有了另一種作用。以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軍事行動為例,俄軍進駐克里米亞之低調(軍隊無標識,而且俄羅斯對外聲稱他們只是支持克里米亞入俄的「克里米亞自衛軍」),跟2008年揮軍攻打格魯吉亞戈里大相逕庭,主要是因為俄羅斯不希望被逼為其武力在國際法下「正名」。當俄羅斯利用國際法的框架來令克里米亞的「民族自決」合理化之時,其他行為也被迫合符這套框架,以證自己並非公然違法的國際流氓。雖然俄羅斯依然將魔爪伸向了烏東,而且國際法絕非唯一因由,但如果沒有合法性的制肘,它對於烏克蘭的攻擊不會相對克制緩慢,恐怕更未必只局限於親俄的克里米亞和東部地區。

更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國際法作為一種國際關係語言,被廣泛使用之後,加速了「美國例外論」在反恐戰爭以後的崩解。美國自1991年海灣戰爭大敗薩達姆政權後,建立起世界警察的名號,也建立了一個「美國大於國際法」的「美國例外論」世界體系,於是美國可以橫行無忌,其軍事行動「理應」不必理會聯合國安理會是否首肯。但隨九一一以及反恐戰之後美國國力下降,其「例外論」也隨之站不住腳,國際法變成了每個國家都可以動用的語言,既是因也是果。如同在烏國公投中,美國﹑歐盟和俄羅斯就同一個議題各自表述;美俄當然仍是利用國力扭曲了許多法律,但至少無人能夠置身這種論爭之上,不計國際流氓的污名,公然悖國際法而行。

只能起訴弱國的法律有何用?

去年年底,非盟(African Union)各國首腦在埃塞俄比亞表示,海牙國際法庭不斷就各種反人類罪行追查非洲領導人,是一種針對非洲的歧視行為。非盟認為國際法庭需一視同仁,將非洲以外其他國家,有犯下反人類罪嫌疑的領導人一併起訴。事實上,國際法庭一向被批評為政治機器,今年年初開庭的黎巴嫩特別法庭爭議尤大,因為它會在疑犯不在場(in absentia)的情況下處理2005年,黎巴嫩首相哈里里(Rafiq Hariri)被炸死一案。黎巴嫩國內對此並不熱衷,認為國際法庭竟然審理一名政客的死,而非為長年內戰中被殺的平民尋求公道,不過是「國際」借國際法打壓黎巴嫩真主黨的伎倆而已。

近來國際法庭最轟動的判決,要數澳洲訴日本(Australia v Japan)捕鯨案的裁決。國際法庭裁定日本於南大洋的捕鯨活動的目的並非科學研究,日本於區內的捕鯨活動屬違法,須立即終止。日本表示尊重法庭判決,並將遵守法庭禁捕令,環團紛紛歡迎法庭判決(雖然日本即將上訴)。相比尼加拉瓜訴美國的例子,更見國際法對於超級霸權如美國,和一個較小型的強國如日本的作用,差異已經可以如此巨大。

國際法千瘡百孔,漏洞處處,執法能力低下,甚至經常淪為強權的文字遊戲。然而我們為何在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中,仍然需要這套法律框架?未臻完美的規則,不代表不是人類的進步;而國際社會希望走向的未來,一定不是互相廝殺。國際法跟國際關係既可互相影響,就一定不止「真空」二字,可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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