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上屆世界盃除了令鬥牛民族第一次攀上世界高峰，奠定了西班牙足球的主導地位之外，還有一些球迷難以忘記的賽事。例如北韓在小組賽中令巴西陷入苦戰，雖然最後仍然輸波，但世人無不驚訝這支來自「邪惡流氓國家」的神秘球隊，居然可以踢出如此有紀律的足球，甚至有牽制巴西的能力；場外更有話題性的是，傳聞說北韓小組賽出局，金氏狂人會將球員統統送入勞改營。今屆世界盃再不見北韓人身影，幸好「邪惡軸心」未因此缺席，今屆換上的是北韓去屆在外圍賽踢出局的另一支「邪惡」隊伍——伊朗。 雖然伊朗是亞洲足球一哥（而且國際足協排名參考價值不高），但為什麼要寫伊朗？巴西有主場之利，西班牙繼續星光熠熠，德國足球正在復興，而英格蘭雖然仍在沉淪，在香港仍有大量支持者。然而伊朗人對於足球之狂熱，不亞於以上任何一個足球強國；足球在伊朗的政治化程度，更肯定是世界數一數二。筆者去年採訪伊朗大選，在群眾湧上街頭慶祝溫和改革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當選後3日，就見證了伊朗在亞洲區外圍賽擊敗南韓，第四次晉身世界盃決賽周。當日德黑蘭幾乎全城沸騰，民眾在街上揮舞伊朗國旗，高呼伊朗萬歲。見過此情此景就不難明白，為何伊朗政府對足球緊緊箝制，以至在伊朗，足球就等同政治。 利用足球控制人民 足球最初透過大不列顛的帝國爪牙傳入伊朗，早在19世紀末，伊朗人就開始接觸這項運動，而且本身熱愛足球的巴列維王室亦非常支持伊朗體育發展。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許多有表演形式的藝術和娛樂活動因伊斯蘭教義被禁，足球由於會集結人群，亦被什葉派教士視為潛在動亂源頭，是以初期並不鼓勵這種運動。在被足球取而代之以前，最能夠代表伊朗的體育活動是可以被稱為伊朗「國術」的摔跤。然而無論摔跤在伊朗歷史有多悠久，伊朗又出產過多少世界級選手，仍然無法抵擋足球在現代社會的吸引力；而摔跤這種個人化的運動，更敵不過講究有機合作性且充滿對抗性的足球，在現代國際政治中的重量。 去年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8年任期期滿下台，筆者所訪問過的伊朗民眾，無一不為此歡天喜地。內賈德的臭名，一半因為他在國際舞台上的瘋狂行徑，多少令伊朗跟西方進一步交惡，令伊朗受制裁重創，經濟一蹶不振，物價更因貨幣瘋狂貶值而騰飛；一半自然歸因於2009年選舉的各種種票醜聞，以及對反選舉舞弊的綠色革命血腥鎮壓。由於內賈德跟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權鬥，而大搞民族主義正好可以幫助內賈德削弱

每年這個時候，我們就重重覆覆地談論著同一件事。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在那個春夏之交還是三﹑四歲懵懂小孩，我僅有的記憶是家中大人們在電視機前掉的眼淚，還有零碎的遊行片段。但「六四」以後就成為了那麼鮮明的一道碑，是我們許多人最初認識政治的起點，也讓許多人第一次醒悟國家機器能殘暴至此，省得民主與理想，原本就非沒有代價；前浪倒下，我們在從六四認識中國的過程中，隱隱約約的，體認我們作為後浪的歷史重量。 總是有「愛國者」說－－今日的中國，是國富民強，過去的事不應再多提。這些「愛國者」愛的，恐怕只是中國的富強，而不是中國的人民，或是中國本身。小時候對於中國有著朦朧的所謂愛國情懷，長大後方覺所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本是如此虛妄的概念。「六四」紀念的進路總是家國情懷，本有歷史因由；然而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紀念六四，只因為相信歷史的對錯總要說分明，只因為相信沒有政府有資格禠奪任何異議者的生命，尤其是，那年在天安門，犧牲的都是花樣年華的學生，手無寸鐵的工人百姓。我們就是他們，他們就是我們。 我成長的時代，最少還是香港人對於六四真正未敢忘記的時代；那時九七大限將至，要移民的人口裡都唸著六四所暴露的極權是如此殘酷可怕。但現在呢，有多少人沉浸在十三億人龐大的金礦裡，淹沒在和諧穩定「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口號中。還有誰有空回首看這被刻意隱藏淡化成為敏感詞的歷史一隅。在中大時聽過不少內地生的說法，就是六四不過是國家發展中的一個小小障礙罷了，不是不平反，而是國家現在發展未穩，現在平反會成為外國口實，干預我國內政，所以不能平反。多可怕，對於國家民主化的要求換來不對等的武力對待，刻意抹煞歷史，還要把它看成一個「障礙」。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前提下，還有多少障礙必得清除呢？ 二十五年，我們對於中國在某些敏感時刻前突然神經緊張，早已見怪不怪。香港學者被拒上廣州講自由，台灣學者被拒來香港講六四。中國害怕的人，香港一個都不能放行。中國政法大學的外地生全部都「被旅遊」到內蒙古去。他們自覺當年屠城，做得好，做得對，但不敢講。 二十五年，當年的民運領袖犧牲的犧牲，活下來的流放海外，中國一代菁英就淹沒在那場滾滾洪流中。現在的中國，那麼口徑一致，那麼「大國崛起」，當年的事似乎已成過去。兩年前硬漢李旺陽出獄，接受訪問後隨即被自殺，倒是令不少人重新醒覺：六四從來都沒有過去。 二十五年，孩子長大成人，我也被理想推上了自己的

(Image Source: Al Jazeera) 在穆爾西被攆下台十一個月後，埃及終於舉行重新選舉，結果也是毫無懸念－－軍方授意的塞西將軍（General Abdel Fattah Sisi）取得壓倒性勝利。大選前夕，選舉委員會幾乎在乞票，又將選期拉長來催谷投票人數，連恐嚇和罰款都出動，結果投票率還是低得可憐的44.4%。在兩場廣場風暴，兩個被民眾的怒哮轟下台的總統和軍方對穆兄會餘黨的大規模清剿後，埃及已經不可能是原本的埃及。這場政府機關不中立，又沒有公平競爭的選舉，已足證軍事統治的陰霾，最終還是回到埃及的土地上，然而是否代表當年茉莉花革命的成果已盡成煙塵？在「選舉」之後，或許我們應梳理埃及從伊斯蘭政黨上台，到軍方重新奪權的脈絡，來嘗試理解埃及的「後穆爾西」之路。 穆爾西下台－「深層國家勢力」奪權陰謀？ 兩個月前，半島電視台訪問了穆斯林兄弟會創辦人哈桑班納（Hasan Al-Banna）的孫兒，牛津知名伊斯蘭研究學者塔里克拉馬丹（Tariq Ramadan）。拉馬丹對於茉莉花革命的看法一向比主流輿論審慎，早在二零一一年埃及風起雲湧，全世界都跟開羅廣場上的民眾一般熱血沸騰，以為民主終於在中東地區落地生根時，拉馬丹就在這些主流意見的頭上潑了一盤冷水：這些民眾的要求其實並沒有媒體想像的那麼自由派，那麼普世，那麼民主。許多開羅廣場的民眾反對穆巴拉克，都不過因為物價飛漲所帶來的經濟壓力而已。他同時認為埃及軍方並不會善罷甘休，容許他們過去三十年的超然權力下放至一個小小的投票箱內，何況埃及軍方每年都坐擁美國鉅額資助，而穆斯林兄弟會上台所代表的伊斯蘭復興，正是美國最不願意見到的中東景象。後來埃及政局的發展，竟是拉馬丹的擔憂一一成真。 在二零一四年六月的訪問中，有人質問穆斯林兄弟會迅速下台，是否因為不善管治，而且擺脫不了伊斯蘭主義的獨裁傾向？拉馬丹的答案是「否」。他認為穆兄會下台是因為軍方勢力和所謂「深層國家勢力集團」（deep state，即在穆巴拉克時代發展出來的龐大軍政警機制）意圖重新奪權。然而穆爾西在上任後半年不足，即試圖給予自己無上權力，可以任意修憲，又解除總檢察官的職務，令拉馬丹的論點聽起來有為穆爾西開脫之嫌。但其實穆爾西是否真的如反對聲音所言，是「新法老王」﹑「新穆巴拉克」，而他的政權是「選舉獨裁」（Ballotocracy）？ 穆爾西是

Image Source: NBC 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許多人都說得出國際法如何「真空」。在國際法歷史上，有一個案例不斷被反覆引用，被每一本學術書提及和分析，它就是1986年著名的海牙國際法庭案例「尼加拉瓜訴美國」（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尼加拉瓜是中美洲第一大國，十九世紀初自墨西哥獨立，自此內戰不斷。由於尼國地理位置具戰略價值，自然資源如金銀礦等充沛，於是不免受到強鄰美國覬覦。美國自二十世紀初即積極干涉尼加拉瓜內政，包括以保護僑民為名，用銀彈和武器支援國內反對派，利用武力逼總統下台，再安植親美Chamorro家族政權，高壓統治尼國近四十多年。1979年末，Chamorro政權因暴戾腐敗終被推翻，列根恐防新政府向古巴卡斯特羅陣營靠攏，在尼國的鄰國哥斯達黎加扶植反對派遊擊隊（Contras）入尼國與政府軍開戰，又以軍力阻斷尼國海上交通，令尼國經濟百上加斤。 尼加拉瓜相對國小民貧，無法抵禦這種侵略，於是訴諸國際法律，要求海牙法庭命令美國停止這種國際恐怖主義，停止干預尼國內政，停止在海上布雷，停止破壞尼國石油基建等。結果尼加拉瓜勝訴，法院裁定美國違反「不干預原則」﹑「不使用武力原則」，又裁定美國的自衛開戰理由不成立，因「先制性」的武力亦屬違法。然而美國在「敗訴」後，隨即將攻擊升級，以示對裁決的侮蔑；尼加拉瓜告上聯合國安理會，又遭成員國之一的美國駁回。結果尼加拉瓜蒙受的政治與經濟損失，無一得到合理賠償。 烏克蘭公投的國際法論爭 近日繼克里米亞獨立公投後，烏克蘭東部兩省（頓涅斯克省﹑盧漢斯克省）又舉行公投，決定是否實行「自治」，脫離烏克蘭的控制。可以想像，假如烏克蘭不曾於1994年按國際協商交出所有核武，又不曾仰賴俄羅斯﹑美國和英國「保護烏克蘭領土完整獨立」的承諾，它可能仍是世上第三大擁核國，今日就未必會遭受國土四分五裂的命運；又如果俄羅斯不是擁核兼洲際導彈的強國，美國又豈會只耍嘴皮上的把戲，不出兵「維護」烏克蘭領土完整。國際法從來只有條文，執行乏力，「各國平等」只是法理假定，現實當然是有些國家比別國更平等。 然而在這次克里米亞和烏東公投爭議中，美國﹑歐盟和烏克蘭都費盡唇舌，宣傳這場由親俄份子湊合而成的公投如何「違反國際法」，而俄羅斯借保護俄僑為名，向烏克蘭和鄰近的愛沙尼亞﹑格魯吉亞等國伸出魔爪，是「干預別國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