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星期日生活] 周日話題 : 一人倒下 萬人聲援 (03.03.2014)


在劉進圖先生遇襲的那個異常恐怖的星期三,我們紛紛貼出安裕的文章,把臉書的頭像換成越戰時代美國學生把「They can't kill us all」橫幅懸在窗外的黑白舊照。深夜,我把德斯汀荷夫曼與羅拔烈福主演的All the President's Men重溫了一遍,看他們飾演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如何揭露1974年水門事件內幕。時代冷冽如此,自由血流成河,最終我們竟只能如籠中鳥般互相取暖。

司法﹑紀律部隊也不能仰賴

事發後網上立即流傳去年至今針對傳媒人的暴力事件之數據,原來從《陽光時務》創辦人在去年年中受襲算起,六宗暴力事件無一破案,以香港警方聞名世界的破案率與效率而言,是非常匪夷所思。此際難以不想起Anna Politkovskaya——俄羅斯傳奇女記者、作家,普京最恐懼的異議聲音之一。因為反對第二次車臣戰爭,她接過無數次死亡威脅,包括一次在北高加索被落毒謀殺,一次車臣的傀儡總統面對面出言恐嚇:「你應該要死在莫斯科街頭」。2006年她終被槍手襲擊,伏屍寓所電梯之內,兇手至今仍未伏法。向拿筆桿而非武器的書生抽刃,自是冷血得叫人不寒而慄;然而令人真正絕望的還是傳媒人遇襲,但我們卻明知司法制度、紀律部隊與任何投訴程序都不能仰賴,而行兇者和主使者,都可能永遠不必落入法律制裁。

國際機構「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 CPJ)每年都公布「Impunity Index」(懸案指數),以襲擊新聞工作者的兇徒逍遙法外的個案總數來為國家排名,當中俄羅斯在2013年的排名中,成為最多不了了之個案的全球第9位,而緊隨其後的,是南美洲模範,「最成功經濟體」之一的巴西。去年三月,任職巴西Vale do Aco報的記者Rodrigo Neto在里約熱內盧一家烤肉店吃午餐後,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被槍殺;六天之後,屬同一家報館的一名攝影師在海鮮餐廳用膳時被兇徒從背後槍擊,當場死亡,兇徒坐上電單車疾馳而去,至今兩單兇案都未破案。Neto生前曾經接過多次來自巴西警方的死亡恐嚇,因為他一直懷疑警方在多宗兇殺案中濫用權力,收受利益包庇兇徒,以致多宗有足夠證據破案的兇殺案成為懸案。Neto多年來不顧種種威脅,鍥而不捨地追查,結果他手上的黑材料,成為了自己的催命符。而攝影師同事逃不過一死,不過是因為他聲稱自己知道誰殺了Rodrigo Neto。

手握黑材料 成記者催命符

巴西警方本身就被指是Rodrigo Neto案的幕後黑手,對於記者命案的調查過程也馬虎至極。然而傳媒風骨就見於最黑暗時分,當地新聞工作者聲言:「殺人者以為我們會因為害怕而噤聲,相反,他們令我們每個人都成為了Rodrigo Neto。」他們自發成立了名為「Rodrigo Neto Committee」的組織,除了接手他未完成的工作,繼續追查警方貪污收賄,包庇殺人犯等種種貪污勾當,還自行徹查Rodrigo Neto的槍擊案。美國The Chauncey Bailey Project也是同類的組織,2007年Oakland Post編輯Chauncey Bailey追查一家名為「Your Black Muslim Bakery」麵包店的財政狀况,結果在如常於麥當勞吃早餐後被槍擊身亡,成為美國自1976年來第一位因為報道本地新聞而被殺的記者。為紀念他而成立的The Chauncey Bailey Project徹查該名黑人編輯的死,而且揭露了當地警方草率的辦案手法,經過《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等高調報道,成功將Bailey的故事推上了全國層面,終於迫使警方認真處理Bailey的謀殺案,兩名行兇者在事發後四年後落網。

聲援受襲記者組織抬頭

巴西是對於新聞工作者而言最危險的國家之一,單在2013年就有4名新聞工作者遇害,然而在眾多類似Rodrigo Neto Committee的組織對受襲記者的聲援之下,巴西針對傳媒暴力案件的破案率逐漸獲得改善,今年二月,兩年前在酒吧兇殘地連開六槍殺害政治記者Décio Sá的兇手終於落網並被當局正式起訴。去年巴西法庭也就三件類似案件對行兇者作出起訴,在懸案率長期高踞世界排名榜前列的巴西而言,是記者的生命終於獲得司法保障的一大里程碑。

除例行的遊行靜坐 還有什麼?

新聞自由的抗爭終於淌血,我們絕望地問:除了那些例牌的聲援、遊行,還有什麼可以做。《明報》換總編事件一波未平,已然退下最前線的劉進圖被暴力警告,城破了牆塌了,個人的力量真的還有用嗎?有人說明報記者應集資另起爐灶云云,我的記者朋友聞言笑說,明報上下二百多人,每人拿得出數百萬,集得幾億就可以另起爐灶,的確化算。那些「They can't kill us all」的確是某程度上的精神勝利法,但諷刺地是這種鴉片令我們得以返回現實,這句話不是鼓勵被動地等滅聲者殺光全港拿筆桿子跟政府對着幹的人,而是提醒我們回到團結與組織的重要性,能鬥長命抗爭的不是任何個體,是一人倒下萬人聲援的效應。近日見劉進圖任教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在人文館外掛出「They can't kill us all」的橫幅,「can't」一字的鮮紅與越戰時代黑白舊照形成強烈對比——別再空問今夕何年,時代的責任已經降臨,我們唯一要捫心自問的,是我們有否勇氣與這些有志入行的大學生共同上前承擔。除了那些「例行公事」般的遊行靜坐,繼續調查,繼續追尋真相,繼續用筆桿打一場現實的,血淋淋的仗。緊守崗位,也是一種無聲反抗。

當夜我沿鯉景灣海旁走到事發地點察看,警察封鎖線早已撤掉,三兩傳媒車輛在路旁守候,地上乾淨不帶一點血的殷紅。暮春時分,海旁寒風竟仍是沁入心脾的冷。然而我從不相信我們走不出這片看似無垠的黑暗,有真話的地方就有光。謹此祝劉進圖先生早日康復,並向世上所有不甘沉默的新聞工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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