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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地下水道中.那些不麻木的鱷魚 02.02.2013




什麼人問:陳婉容,去過伊朗旅行,去過伊朗採訪綠色革命後第一場大選,一直在致力了解中東。

什麼人答:Mehdi Shahsaver, 伊朗獨立記者,2009年因領導綠色革命而被伊朗政府拘捕,隨後流亡巴黎。


一月底的巴黎,氣氛陰鬱如畢加索藍色時期的畫作。那個早上,天空如常晦暗,細雨打在巴黎第七大學校園裏的石板路上。乾枯的橡樹散發的,泥土般的氣息,只有在晨暮時分的冷空氣裏依稀可辨。巴黎的冬,灰沉但無雪,我想像我身邊來自伊朗的朋友Mehdi,定必想念千里之外馬什哈德(Mashhad)白茫茫的寒冬。

巴黎比紐約更像個種族大熔爐,我所住的那家旅館旁的超市是塞內加爾黑人開的,對角的那家烤肉店東主是埃及人,還有共和國廣場附近滿街的唐人餐館。像Mehdi一樣滿臉鬍子,黑眼睛黑頭髮的中東人,竟然很容易就融入了法蘭西帝國版圖遺留下來的種族多元之中。在伊朗本為作家、記者的他流亡巴黎四年,依舊不喜歡這裏的公共交通系統,尤其是有十五條線的地鐵和RER火車。「巴士比較好,可以看到巴黎充滿歷史的街道,陽光可以透過窗戶照進來。看到景色在窗外後退,坐在巴士裏的人,至少知道自己在現實世界裏前進着。」我想起德黑蘭每天都人流如鯽的月台,擠得黑壓壓的車廂,還有馬什哈德每半小時一班的地鐵,心底裏覺得巴黎的地鐵還是比較好一點。

二○○九年的綠色革命

二○一一年,一個在突尼西亞本阿魯斯路旁賣水果的青年為抗議城管濫用權力而自焚,突尼西亞隨即爆發茉莉花革命,及後迅速蔓延至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等國,「阿拉伯之春」如同一場暮春難得一見的暴風雨,改變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風景。社交媒體如Twitter和Facebook在這場區域革命裏發揮了不少作用,使得不少國際媒體為這場革命冠上「Twitter革命」之名。但其實第一場真正的社交媒體革命,早在兩年前就已經在伊朗發生。

二○○九年六月,伊朗公布史上最激烈總統選戰的結果,艾哈邁迪內賈德(Mohammad Ahmadinejad)以六成多的絕對優勢連任,而改革派的挑戰者,前總理穆薩維(Mir Hossein Mousavi)則只贏得三成選票,大熱倒灶。一時間選舉舞弊的傳聞不絕,尤其是幾個南部保守派票倉如古城雅斯德(Yazd)竟然錄得超過100%的投票率,更令政府操縱選舉的指控甚囂塵上。憑藉社交媒體之助,兩日後民眾要求重選的「Where is my vote」口號已經傳遍全國。穆薩維的支持者以他的競選色綠色為記,湧上全國各大城市的街頭抗議選舉舞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同意重新點算部分選票,但民眾抑壓已久的政治索求,如擴大公民權利和民主政治參與,很快就伴隨重新選舉的口號湧現,而這次示威也成為了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以後,伊朗最大型的群眾運動。在首都德黑蘭,數十萬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手拉手組成人鏈,與防暴警察在街頭對峙;政府也派出惡名昭著的巴斯基民兵(Basij)往設拉子、馬什哈德等大城市平息動亂。

血腥鎮壓與流亡

在德黑蘭被捕的改革派領袖,包括今天在巴黎咖啡館跟我面對面而坐的Mehdi。他在什葉派聖城馬什哈德長大,在伊斯法罕(Esfahan)聞名全國的科技大學接受教育,讀的是工程:「在伊朗,成績最好的學生都讀工程。伊朗看似非常尊重文學,街道與地鐵都以伊朗最著名詩人如Omar Khayyam命名,然而談到教育,自一九七九年以後,就只有科技工程才是王道。」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後,掌握了權力的什葉派教士認為大學教育荼毒學生,甚至將所有大學關閉兩年。

Mehdi為了父母對於精英子女的期望完成工程學位,畢業後卻隨即投身傳媒,二○○九年,他成為穆薩維競選團隊的核心之一:「伊朗需要改變,在前總統哈塔米的時代,總統雖有改變的決心,保守派強大的客觀環境卻不容許大規模的公民權改革;內賈德在任四年,跟最高領袖嫌隙日深,正好給了穆薩維改革的空間。」

選舉結果公布後,他隨即深入鄉郊地區揭露伊朗選舉官員操縱選舉的醜聞,及後又寫文派傳單,號召德黑蘭的民眾上街圍人牆,在不知不覺間走到了風暴的中心。六月底街頭動亂到達高峰,革命衛隊(Revolutionary Guard)與巴斯基民兵開始在革命廣場附近、還有各家大學開槍殺人,他也在德黑蘭被捕:「我和很多街頭領袖都預料到有這一天,根本沒有反抗。」然而政權的兇暴似乎遠超他們的預期:「我在單人囚室被無限期拘留,基本上是等待他們想到如何發落為止。在監獄裏,一天只吃得上一餐乾麵包,我取食水的地方同時是如廁的地方。在我被囚期間,革命衛隊半夜闖進我在馬什哈德的家,將我房間裏的東西全數打爛,電腦與所有文書充公,我的父母被嚇得幾乎瘋掉。」有天他接到自己即將要上庭受審的消息:「我要求見律師,但原來我根本不需要律師,那些根本是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我沒有自辯過就莫名其妙的被定罪了。」在坐牢與終身不能夠回國之間,他選擇了後者,隻身遠渡重洋,到了巴黎。「我今天的自由,偶爾還是令我內疚。我有太多朋友走不出來。」二○○九年,被捕人數多達四千多,當中只有少數有機會流亡海外,大部分仍然在囚,包括被軟禁的穆薩維夫婦。

中東的兩條道路

二○一三年六月,我在德黑蘭採訪綠色革命後第一次總統選舉,結果被視為溫和改革派、得到前總統哈塔米和拉夫桑賈尼背書的魯哈尼(Hassan Rowhani)在第一輪選舉中就宣布勝出。選舉結果公布後,德黑蘭有數十萬人湧上街頭跳舞慶祝,滿街紫色的旗海;人們不時鑽上車頂,高舉新任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的海報,也不忘高呼:「伊朗萬歲,釋放穆薩維!」

魯哈尼大抵是現今伊朗保守派與改革派那道脆弱但不可或缺的溝通橋樑。哈梅內伊明白○九年血腥鎮壓革命後,庫姆什葉派教士的威望已經大大下降,如果再霸王硬上弓,找來如同艾哈邁迪內賈德一樣的強硬派來當總統,恐怕只會重燃民眾的不滿。Mehdi同意我的說法:「上兩次選舉,哈梅內伊都出來說『投票就等於支持政府』,今次選舉他連語調都改變了,竟然說『投票就等於支持伊朗的民主體制』。這種改變當然是源自政權對綠色革命的恐懼,但哈梅內伊聰明之處,是容許看似改革派,但過去三十年寂寂無聞,沒有真正政治建樹的魯哈尼勝出,利用了民眾對於選舉制度的信任。」

對比二○一一年革命成功,將獨裁者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攆走,半年前又將第一位民選總統、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Mohammad Morsi)趕下台的埃及,伊朗二○一三年相對平靜的選舉,似乎跟埃及隱然代表着中東政治的兩種極端取向——民眾可以相信伊朗這種競爭性威權政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的合法性,作出某種程度上的妥協與讓步;又或是像埃及民眾一樣,不斷的將民主訴求帶到廣場之上,出於對伊斯蘭式統治的恐懼,寧可依賴掌握超然權力三十逾年的軍方,將一位民選總統踢下台,容許軍事干政的陰霾重回埃及。Mehdi說在巴黎的伊朗流亡群體,許多都對魯哈尼的勝利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四年前高呼『Where is my vote』的人,又在四年後欣然參與一個敗壞的選舉制度,是背叛了當年那場運動。」流亡生命又令他對當年的訴求多了反思:「綠色革命其實本身就難以稱得上『革命』,我們大部分人都沒有想過推翻這個腐敗的伊斯蘭政權,我們只想他們妥協,給我們更多公民權利。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怪罪那些去投票的人。」

生還者的罪疚

現在Mehdi是巴黎第七大學的研究生,正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流亡生活縱使孤獨,卻相對平靜,巴黎這個大城市似乎有容納他的肚量。「四年過去,我卻沒有一刻覺得巴黎是自己的家。」四年前剛來到巴黎,他投靠了法國的伊朗流亡群體,包括伊朗反抗力量全國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認識了一群在數十年反抗運動中被終身禁足祖國的伊朗人。「我也有過所謂的survivor’s guilt,無法面對那些選擇留國的朋友,初來巴黎的時候,的確靠酒精度過了好一段日子。」身在伊朗的前女友給他寫了一封信,讓他振作起來:「她說沒有任何人能夠控制歷史的走向,但在有機會的時候,就要上前承擔它的包袱,而我已經做到。」

我和他一同步出咖啡館,晨早的霧氣已經散去,一時之間天朗氣清,巴黎的陽光穿過濕潤的空氣照在我們身上。在美麗的樹影下走着,我突然明白為什麼Mehdi說不喜歡地鐵。在黑暗裏太久的人,如同地下水道的鱷魚,置身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之中,渾然不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視力。所有殘暴的政權都一樣,令所有的呼喊只有水道壁空洞的回聲,當人們明白一切都將被黑暗吞噬以後,大抵就不會再花光氣力掙扎了。但世上到底有不願意接受長期浸泡污水所帶來的麻木的鱷魚,如Mehdi,如許志永。Mehdi總是說流亡的生活令他多少有生還者的罪疚感,我卻想,一個地方如果容不下像他和許志永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還容得下什麼?一切改變只待時日。他微笑說但願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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