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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從不曾完結的掙扎-談台灣大兵洪仲丘之死


萬人凱道送仲丘,圖片來自東森新聞
(按:原刊登於2013年8月的兩岸公評網主題論壇「台灣大兵洪仲丘之死」。「兩岸公評網」每個月都會邀請中港台三地的知識分子﹑評論人﹑作家等就一特定主題撰文。非常榮幸能夠參與。)

這陣子朱四喜這名字一直在我心裡反覆浮蕩。

朱四喜是張大春短篇《四喜憂國》的主角,一個目不識丁的外省榮民,退伍後是個潦倒老兵,在小說裡生活在八十年代,國民黨威權統治似鬆綁未鬆綁的時代。朱四喜在威權體制下生活慣了,聽反攻大陸的語言也聽多了,想到將來不能聽怎麼辦?於是氣急敗壞了,代蔣介石寫下《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張大春的小說在解嚴後才出版,而台灣在上世紀末已經有了總統與立委等全民選舉,經過數次和平更迭,似乎已經成功從威權政體過渡至成熟民主政體。不少香港人跟我一樣,對台灣有著無以名狀的情意結。台北城市繁華與巷弄書香的交融叫我等香港人羨慕,遙望對岸政治與公民社會發展,也得以重新想像香港未來的種種可能。然而今夏的洪仲丘事件卻讓人重新意識到,在舊有勢力如軍隊裡頭,其實尚有威權遺緒未曾完全清除。

威權統治過去二十年,台灣的政治天秤仍然不合理地向國民黨傾斜。今年一月雙英總統選戰過後,國際觀選團發表觀察,除了肯定台灣社會生機勃勃,也指出了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如何受美中兩大國影響,還有國民黨在競選資源上的明顯優勢,對於不少政治與文化資源的壟斷。軍隊是國民黨在威權時代豢養的舊有勢力,多年來一直脫離公民監督自成一角,在過去也曾多次僭越民選總統權力,如郝柏村即是一例。郝氏卸下軍職已久,然而在軍隊內依然有不小的影響力,而且經常發表反社運﹑反台獨言論,又曾僭越總統職權召開軍事會議,可以說是軍隊威權心態的代表。早前埃及開羅自由廣場風雲變色,筆者曾撰文指出從威權轉型至民主政體路長迢迢,而自脫殖時代起,軍隊的遺權一直是伊斯蘭國家無法達致鞏固民主的原因之一。埃及民眾利用軍隊推翻民選總統,可見為對於民主理解過份膚淺的體現。之於台灣雖然未盡相同,但竟有相類近的地方,可見威權遺緒在台灣的轉型期,依然處處對民主發展有所制肘。

Robert Dahl在《論民主》一書中,為鞏固的民主提出了三個條件:一)軍隊和警察的控制權在民選官員手中;二)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三)沒有敵視民主的外部勢力。台灣軍隊與埃及軍隊不同,前者從未曾直接統治台灣,而後者坐擁超然權力三十年以上。不再從屬於威權政府,然而軍隊的「摸頭」文化卻仍然老大不掉,在洪案發生後,軍隊與馬英九政府提出公賠洪家,而且即使洪並非因公殉職,卻又要將洪追頒為中士。軍隊希望私了,不啻出於官官相衛的官場文化;然而馬英九配合軍隊演出,卻叫人懷疑在民選政府裡,是否還有太多威權時代剩下來的,理不清的派系利益?至於第三點,現時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影響自不消說,一個服貿叫台灣人叫苦連天,然而中國大陸對於台灣最負面的影響,莫過於它是威權專制的本質。

在一九四九的歷史分岔口跟中國割裂的台灣,在中國大陸幾乎無孔不入的滲透力下,竟和在後殖民時期苦苦尋溯本土身份的香港互為鏡像;而我們這一代的香港年輕文化人與知識分子,無不仰望台灣近十數年來的民主發展,以此為中國人的土壤上能生出民主之花的憑藉與盼望。從台灣反核四到香港反國民教育,網上新媒體的興起讓兩岸公民得以相互聲援;大埔強拆議題與東北發展如出一轍,叫我們深思民主與公民社會的關係,深化爭取普選的討論。凱特格蘭大道送別洪仲丘的二十五萬白衫軍,卻叫香港人驚訝:台灣的民怨積累之深未必下於香港。

南方朔說過,如果「阿拉伯之春」要在亞洲發生,最有可能的地點,可能是台灣。八月三日凱特格蘭大道送別洪仲丘的二十五萬白衫軍,就是積累甚深的民怨的一個爆發點。如果說在一些政府﹑軍隊如文化界別,還有那麼巨大的威權陰霾籠罩著台灣,台灣的公民社會倒是年輕且有活力得很。這些新勢力的唯一問題,就是有否上台執政的準備,是否有計劃地在體制裡把舊有勢力拉倒。白衫軍在短短時間裡召集了二十五萬人為洪仲丘討公道,然而這場打著非政治化的集會,又似乎不足以長期推動軍中人權與其他社會改革。白衫軍還是需要深思:這些運動是否將永遠停留於街頭,以遊牧形式出現;還是在街頭以外,他們共實也有成為「有機公民」的準備?凱道上的白色十架何其悲壯,然而台灣的民主長路,還是需要台灣人民負上十架匍匐前行,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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