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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開卷看天下﹕在不確定之中抗爭——讀《獨裁者的進化》 09022014



(按:原文長四千二百多字,篇幅關係要刪減,原裝正版會收錄在《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中。北韓式的極權主義在其他社會難以維持,但不代表世界一定會走向民主自由,現代政權已經有辦法將選舉與傳媒收為己用,令這些民主支柱不單沒有監督作用,還變成他們獲得認受性的工具。一些壓迫人民的國家非但沒有一窮二白,還晉身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至少證明他們建造了一套新邏輯,與我們過去所認知的「獨裁」截然不同,令抗爭更為艱難。認識這個事實應該是改變的第一步。)

2014年是佔中年。如無意外,這是考驗民主派積累已久之政治力量的一年。佔中運動孰成孰敗有待實踐和觀察,然而如果把佔中想像成一步登天一勞永逸之舉,未免過分天真。如馬嶽教授在兩星期前刊於《明報》觀點版的文章〈選舉威權還是民主政體?〉中言及,香港自1980年代局部民主化以來所走向,甚至《基本法》的憲法框架所指向的,都是一種混雜政體(hybrid regimes),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有一定距離。英殖時期為香港留下了可以媲美西方民主國家的法治制度、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公民社會既有這些可以依仗的體制,恐怕政府要將香港打造成喬治‧歐威爾筆下《一九八四》般的政體,是天方夜譚——香港容不下如此明目張膽的暴政。所謂假民主(pseudo-democracy)、自由的幻象、「馬照跑舞照跳」的歌舞昇平與政治收編,才是二十一世紀抗爭運動最需要提防的。普世經驗與香港社會處境相似互為鏡像,大抵就是筆者讀《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的途中打了好幾個寒噤的原因。

書的作者William J.Dobson是著名網上雜誌Slate的政治版編輯,在2011年中東茉莉花革命爆發,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銳不可當之勢席捲威權國家之時,他用兩年時間走訪了這些惡名昭彰,但同時政權又看似固若金湯的國度,包括中國﹑俄羅斯﹑埃及﹑委內瑞拉和馬來西亞等,訪問建制內人士和反對派,勾勒出現代政府粉飾太平,維持權力穩定的法門。現代科技發展與資訊流通之便,令自由二字的定義與界線要重新劃定,也令政權維穩的成本大大提高。「民主」即使未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終結了歷史進程,到底也成為了連世上最凶暴的政權也未敢全面否定的修辭。於是這些「假民主」政體成為了國際上一道強烈的風景線,顛覆了人們對威權政體的想像。

她們有一副民主的外殼

今日威權政府的關鍵字是維穩,不止中國如是,實質舉世皆然。香港人經常羨慕對岸台灣人有選舉,卻未必知道更專制的國家如伊朗、俄羅斯、土耳其、埃及和委內瑞拉等,居然也是有選舉的國度。普選是否好東西,端視人民能否影響它的操作,魔鬼永遠都在細節之中。許多學者都認為這種半威權政體並不牢固,因為一套政體自有其運作邏輯,新聞自由﹑選舉權與反對派的存在不可能跟獨裁政體長治久安並行不悖;然而從《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中,不難見到這些政權正在發展一套自己的維穩邏輯和語言。

1.控制選舉

書中提到去年身故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曾經不止不害怕選舉會把他攆下台,還樂得選舉為他帶來合法性。查韋斯的手法比大馬更乾淨利落,因為幾乎所有手腳都已經系統化﹑制度化,以致在投票日停電加票箱的事件,幾乎不需要發生。查韋斯把國家選委會的人全部換成自己的黨羽,又運用選區重劃的伎倆,來保證選舉結果一定合乎他的心意。委內瑞拉有一半人認為選舉並不是保密的,而事實上也不是,國內流傳一張稱為「Maisanta」(Maisanta是十九世紀叛軍將領的名字)的光碟,內有委內瑞拉選民姓名住址等個人資料與投票紀錄,什麼時候投了反對黨一票,什麼時候拒絕在支持總統的公投中投票,全部一目了然。一名98歲的老婦突然被政府停掉慢性藥物的補助,是因為她的投票紀錄被公開,而她曾經支持罷免查韋拉的公投。政權根本就用不在選舉日才來做小動作,即使給了人民投票的自由,他們仍然能夠滲透這種自由,甚至將這些自由據為己用。

2.控制傳媒

這一點當然是專制國家不可或缺的伎倆,然而北韓那種所有電視和紙上媒體都用來歌頌領導人,國民也不准上網不准出國的情,即使在中國都不可能出現,也不可能所有媒體都會乖乖地成為政府喉舌;現代假民主明白控制媒體最高明的手段,就是讓他們在恐懼中自我審查。近日索契冬季奧運會開幕,俄羅斯的新聞除了粉飾太平的冬奧消息,都是普京在索契動物園進豹子籠撫摸猛獸之類的花邊新聞。那是因為俄羅斯三大電視台的總監每星期都要跟克里姆林宮的高層官員會面,接收上頭對新聞報道方式的指示;而且每晚的新聞一定要有關於普京的消息,即使他那天根本什麼也沒做過也好。

控制電視便能控制人民

香港近日因為《明報》換總編風波,新舊媒體交替的論爭雀起,然而無論俄羅斯還是委內瑞拉,政府幾乎都只重控制電視媒體,因為它是最有效果的文宣機器。Dobson訪問俄羅斯的自由派反對團體,問及共產主義與普京主義的差別,現時成為異議者的前副首相Nemtsov說:「普京主義只剝奪你的政治權利,不碰你的個人自由。你可以旅行,想要的話,還可以移民到國外,也可以上網。唯一嚴格禁止的,是電視無法自由經營。電視受到控制,因為電視是最有效果的意識形態與文宣機器。而共產主義既阻擋個人自由,又禁絕政治自由……」早前香港電視失落免費電視牌照申請,鬧出一場媒體風波;揭露內幕的顧問最終也因為看似不相干的投訴而辭職,整頓傳媒必然要從電視開始。

3.收編反對派

收買反對黨有時用不著利益,反對黨人會自我解除武裝,尤其是失敗已經成為常態之時。Dobson在穆巴拉克時代走訪了埃及最歷史悠久的左翼反對黨進步公會黨(Al-Tagammu Party),當時正值他們經歷國會選舉的慘敗,當Dobson以為黨主席會表現憤慨之時,這位黨主席卻淡然回應:「我們輸習慣了。」他也沒有什麼扭轉頹勢的方法,反而用了許多時間大罵另一反對黨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埃及的反對派被壓抑了數十年,早就失去了求變的動力,「大佬」文化盛行,黨中青黃不接,而且他們對新晉的、沒有黨派包袱的青年社運人士沒有好感,茉莉花革命爆發之時,這名進步公會黨的黨領袖說,到解放廣場叫囂的青年人都是瘋子,不必當一回事。在委內瑞拉,就是因為反對黨無能,才令查韋斯有了崛起並掌攬大權的土壤。

反對黨的自我墮落

反對派凋敝而且經常陷入內鬥,埃及的社運青年於是另起爐灶,刻意跟這些大佬政黨保持距離。不過他們的目標並非打倒所有舊的反對黨派,不是自立「唯一真正反對黨」的旗號,而是利用學生身分的純粹,將反對聲音重新聚集起來,把矛頭指向穆巴拉克的獨裁政權。筆者曾經撰文批評這些青年軍還是流於短視,沒有在民主政制中參政的準備,然而在召集人民的力量方面,2011年的開羅解放廣場證明他們成功了。

威權統治真的固若金湯嗎?

穆巴拉克穩坐總統之位30餘年,最終還是被推翻;突尼西亞的本阿里政權也曾經是中東和北非最穩定的政權之一,原來卻敵不過一個自焚青年燃起的怒火。這些政權真的固若金湯嗎?捷克天鵝絨革命、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等顏色革命等,都叫人重新反思非暴力推倒政權的可行性。北韓政府從來不必過分擔心所謂認受性,它完全不容許反對聲音存在,所謂認受性多存在於槍杆子之下;然而新一代的假民主不一樣,他們依賴社會組織之間一種不成文的合作存在,聯繫其中的有大量政治與經濟利益。

平民百姓對於動亂的恐懼,亦似乎是許多政權維持權力的重要因素——《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似乎非常推崇塞爾維亞在2000年大選後推翻前總統、「巴爾幹屠夫」米洛舍維奇的青年運動,就是因為它有嚴密組織,有整盤計劃,幾乎如軍隊一樣有策略,不暴力而且不流於盲動。歷史告訴我們不能夠全盤否定暴力抗爭,然而非暴力在對抗這些假民主/混雜政體特別有用,自有原因——被視為茉莉花革命「理論推手」﹑其著作《從獨裁到民主》被全球社運青年視為必讀書的學者GeneSharp認為,「(非暴力鬥爭)是民眾和社會的各種機構用心理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武器進行的……一切政府只有在它們從民眾和社會機構的合作、屈服和服從取得它們所需要的權力來源,才能實行統治。與暴力不同,政治反抗最適合於切斷這些權力來源。」

自由與獨裁均事不關己?

作為香港第一場有策略、有組織的大型非暴力抗議行為,佔領中環受到的攻擊,幾乎是前所未見的嚴重(可恨的是攻擊有來自建制,也有來自其他反對黨派的)。目睹傳媒一個接一個被整頓,類似俄國普京豢養的新納粹黨派Nashi的幾個「激進建制派」崛起,除了徒嘆香港已病入膏肓,還有什麼可以做?國際事例與歷史告訴我們,新一代的獨裁,尤其是要維持自由幻覺的獨裁,總是以我們以為不關己的情出現:報館倒下,有人認為還有新媒體;沒有港視,還是有無和亞視,台慶還是可以笑嘻嘻看完的。香港和中國還是進步的經濟體,我們並沒有餓肚子,沒有必要那麼激進。猶幸香港的學生運動並沒有因安穩而停步,我們見證了八、九十後社會運動力量的崛起,在主流政黨以外的進步﹑獨立力量由反高鐵始生根成形。然而生活在這個歷史浪潮當中的,並不止八九十後的青年,數十年後若有人問及,你在那個還有一點自由的年代,為社會做了什麼,但願我們都可以無愧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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