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Republished by THE GLOCAL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the protest in Ukraine to come through as one that successfully, not least strenuously, toppled the Russophone president Viktor Yanukovych (at the time of writing, he has been impeached in parliament and fled to the Crimea, a peninsula Nikita Khrushchev gave to Ukraine in 1954 as a friendly gesture) in a climatic showdown over the last week. Known internationally as the Euromaiden, the two-month-long protest and occupation ended up in violent clashes and bloodshed when Yanukovych decided to throw a far-reaching EU trade deal into the trash bin, opting for stronger ties with Russia. Ukraine, not too much unlike its neighbour Belarus, is naturally deemed to fall under the orbit of Kremlin given their appa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ies (Putin himself called Ukraine a "praternal state"). Connec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other hand, are questionable to say the least. The EU has refrained from making a serious

（按：今次是跟何雪瑩在明報的第二次合作，同版有她寫mega event的資本邏輯。由於版位關係，合作版篇幅較短，完整版又要請大家買我的書了。 不諱言普京是當世最難纏獨裁者之一，幅員遼闊的俄羅斯在他治下成為了一頭巨獸，你可以笑冬奧辦得難看，但不能無視他的危險性。還有它底下的另一頭巨獸中國，兩個資本大國道德小國，曾經將多少人壓在歷史的巨輪下？文章原題：「舉辦冬奧 普京整治索契手段」，個人較喜歡「索契冬奧與高加索血腥政治」。） 時維去年盛夏，我抵達北高加索格魯吉亞一處窮鄉僻壤，探訪一條聯合國國內難民村。二○○八年南奧塞梯和戈里的戰火令許多格魯吉亞人流離失所，這些國內難民（IDP）的安置成為了政府的龐大壓力。我和聯合國的義工走到村中一座兩層高石屎建築前，他們說這座廢置醫院的地牢發生了很嚴重的輻射泄漏，最好不要在附近逗留太久。這時有幾個難民跟我用格魯吉亞語說了一大堆話，義工翻譯說：「他們說這是俄羅斯的陰謀，這村子裏有俄國間諜，這間醫院的輻射泄漏肯定不是意外……」 難民們的陰謀論，教我想起名片「奇愛博士」裏陰謀論滿天飛的冷戰時期。然而這是二○一三年的北高加索，格魯吉亞已經獨立二十多年，也在○三年玫瑰革命後經歷了十年的民主化時期，何以俄羅斯的影響力，仍然如同頭上揮之不去的一片陰霾？俄羅斯在毗鄰多個分離主義地區，位處恐怖活動溫牀的索契（Sochi）舉辦冬奧之舉，正如一面窺視俄國在普京時代「新冷戰」思維的鏡子：索契不過是普京繼續整治這個地區的一種手段而已。 血腥歷史成冬奧成功指標 北高加索地區是俄羅斯最貧窮的地帶，索契位處蘇聯解體以來，歐洲繼巴爾幹半島後最血腥的戰爭地區，毗鄰格魯吉亞幾個有分離主義的省份，包括阿布哈茲共和國（Abkhazia）和南奧塞梯，還有一堆在蘇聯解體時因緣際會下被納入俄羅斯版圖一部分，多數信仰遜尼派伊斯蘭教，無可避免地成為極端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的溫牀的共和國，包括車臣（Chechnya）﹑達吉斯坦（Dagestan）﹑印古什（Ingushetia）﹑卡國（Kabardino-Balkaria）與北奧塞梯（North Ossetia-Alania）。 日前達吉斯坦的遜尼派武裝組織，才公開威脅要血洗索契冬奧，那麼為什麼要在這個位處烽火大地，而且根本不是天然滑雪場的亞熱帶城市舉辦大型活動？那是因為普京的權力之路，正是在北高

萬人凱道送仲丘，圖片來自東森新聞 （按：原刊登於2013年8月的 兩岸公評網主題論壇「台灣大兵洪仲丘之死」 。「兩岸公評網」每個月都會邀請中港台三地的知識分子﹑評論人﹑作家等就一特定主題撰文。非常榮幸能夠參與。） 這陣子朱四喜這名字一直在我心裡反覆浮蕩。 朱四喜是張大春短篇《四喜憂國》的主角，一個目不識丁的外省榮民，退伍後是個潦倒老兵，在小說裡生活在八十年代，國民黨威權統治似鬆綁未鬆綁的時代。朱四喜在威權體制下生活慣了，聽反攻大陸的語言也聽多了，想到將來不能聽怎麼辦？於是氣急敗壞了，代蔣介石寫下《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張大春的小說在解嚴後才出版，而台灣在上世紀末已經有了總統與立委等全民選舉，經過數次和平更迭，似乎已經成功從威權政體過渡至成熟民主政體。不少香港人跟我一樣，對台灣有著無以名狀的情意結。台北城市繁華與巷弄書香的交融叫我等香港人羨慕，遙望對岸政治與公民社會發展，也得以重新想像香港未來的種種可能。然而今夏的洪仲丘事件卻讓人重新意識到，在舊有勢力如軍隊裡頭，其實尚有威權遺緒未曾完全清除。 威權統治過去二十年，台灣的政治天秤仍然不合理地向國民黨傾斜。今年一月雙英總統選戰過後，國際觀選團發表觀察，除了肯定台灣社會生機勃勃，也指出了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如何受美中兩大國影響，還有國民黨在競選資源上的明顯優勢，對於不少政治與文化資源的壟斷。軍隊是國民黨在威權時代豢養的舊有勢力，多年來一直脫離公民監督自成一角，在過去也曾多次僭越民選總統權力，如郝柏村即是一例。郝氏卸下軍職已久，然而在軍隊內依然有不小的影響力，而且經常發表反社運﹑反台獨言論，又曾僭越總統職權召開軍事會議，可以說是軍隊威權心態的代表。早前埃及開羅自由廣場風雲變色，筆者曾撰文指出從威權轉型至民主政體路長迢迢，而自脫殖時代起，軍隊的遺權一直是伊斯蘭國家無法達致鞏固民主的原因之一。埃及民眾利用軍隊推翻民選總統，可見為對於民主理解過份膚淺的體現。之於台灣雖然未盡相同，但竟有相類近的地方，可見威權遺緒在台灣的轉型期，依然處處對民主發展有所制肘。 Robert Dahl在《論民主》一書中，為鞏固的民主提出了三個條件：一）軍隊和警察的控制權在民選官員手中；二）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三）沒有敵視民主的外部勢力。台灣軍隊與埃及軍隊不同，前者從未曾直接統治台灣，而後者坐擁超然權力三十年以上。不再從屬於威權政府，然而

黎巴嫩貝魯特市中心，攝於2013年8月 原文刊於2014年1月號《Breakazine》 初識何謂邊界，也許始於小學時代，在某個時刻突然領悟到何謂私有財產權，於是開始在心裡勾勒出自己的桌子範圍，而裡頭的所有東西，包括文具課本，都是「我的」，是鄰座同學踫都不能踫的。鄰座偶有過界，立刻借機大發雷霆：哦，你過界！ 後來方知，原來一個小學生的邊界想像，竟然跟歷史上社群想像的興起有契合之處。《想像的共同體》作者，東南亞研究學者Benedict Anderson認為資本主義其中一個塑造民族社群想像的元素。而其實現代民族國家之興起，始於歐洲天主教和新教兩大陣營三十年戰爭後的和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它在歷史上第一次連結了所謂「領土」與「主權」的概念，模塑了往後三百年的世界。 執筆之時，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又發生了一起汽車炸彈襲擊，針對的是伊朗大使館。這次襲擊，似乎跟黎巴嫩自敘利亞內戰開始以來的派系衝突模式相符，主事者又是藉自殺式襲擊表示對真主黨不滿的遜尼派恐怖組織，而對象，是一直支持真主黨的伊朗。 今年八月，我人在黎巴嫩，其時也發生了針對真主黨總部的大爆炸，還有在北部城市的黎波里的清真寺大爆炸。與當地民眾談起近年的恐怖活動，發現黎巴嫩民眾對真主黨愈發不滿，主因還是什葉派真主黨支持敘利亞政府軍，使得敘利亞內戰「spillover」至黎巴嫩境內，除了重燃派系衝突（黎巴嫩宗教信仰組成極為複雜），還使國內治安極為惡劣。民眾最為不滿的是，敘利亞內戰的炮火甚至一度蔓延至黎巴嫩境內，對戰雙方曾在黎巴嫩北部城市Baalbek駁火。 無意在此深入談中東政治，但「spillover」一字，我在評論中時常提及，卻不曾深入理解過它本身的字面意義。「Spillover effect」，中譯外溢效應，似乎有點「滿瀉」的意味；當中的潛台詞大概是，你們國家打仗是你們的事，有甚麼問題就留在你們的範圍內解決，不要牽扯到鄰國。黎巴嫩與敘利亞之間的邊界，在這種意義上看來，明顯是為了阻隔外來的危險，如自古以來所有「天然邊界」（如海﹑河﹑山脈）一樣，是一種保守的力量。 除了殖民者在二戰後按經緯度割出來的數理國界（geometric borders）外，世上的傳統邊界大都是所謂的「天然邊界」（natural borders），也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隔絕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往來的山川

陳婉容facebook專頁 （按：原文長四千二百多字，篇幅關係要刪減，原裝正版會收錄在《 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中。北韓式的極權主義在其他社會難以維持，但不代表世界一定會走向民主自由，現代政權已經有辦法將選舉與傳媒收為己用，令這些民主支柱不單沒有監督作用，還變成他們獲得認受性的工具。一些壓迫人民的國家非但沒有一窮二白，還晉身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至少證明他們建造了一套新邏輯，與我們過去所認知的「獨裁」截然不同，令抗爭更為艱難。認識這個事實應該是改變的第一步。） 2014年是佔中年。如無意外，這是考驗民主派積累已久之政治力量的一年。佔中運動孰成孰敗有待實踐和觀察，然而如果把佔中想像成一步登天一勞永逸之舉，未免過分天真。如馬嶽教授在兩星期前刊於《明報》觀點版的文章〈選舉威權還是民主政體？〉中言及，香港自1980年代局部民主化以來所走向，甚至《基本法》的憲法框架所指向的，都是一種混雜政體（hybrid regimes），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有一定距離。英殖時期為香港留下了可以媲美西方民主國家的法治制度、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公民社會既有這些可以依仗的體制，恐怕政府要將香港打造成喬治‧歐威爾筆下《一九八四》般的政體，是天方夜譚——香港容不下如此明目張膽的暴政。所謂假民主（pseudo-democracy）、自由的幻象、「馬照跑舞照跳」的歌舞昇平與政治收編，才是二十一世紀抗爭運動最需要提防的。普世經驗與香港社會處境相似互為鏡像，大抵就是筆者讀《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的途中打了好幾個寒噤的原因。 書的作者William J.Dobson是著名網上雜誌Slate的政治版編輯，在2011年中東茉莉花革命爆發，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銳不可當之勢席捲威權國家之時，他用兩年時間走訪了這些惡名昭彰，但同時政權又看似固若金湯的國度，包括中國﹑俄羅斯﹑埃及﹑委內瑞拉和馬來西亞等，訪問建制內人士和反對派，勾勒出現代政府粉飾太平，維持權力穩定的法門。現代科技發展與資訊流通之便，令自由二字的定義與界線要重新劃定，也令政權維穩的成本大大提高。「民主」即使未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終結了歷史進

什麼人問：陳婉容，去過伊朗旅行，去過伊朗採訪綠色革命後第一場大選，一直在致力了解中東。 什麼人答：Mehdi Shahsaver, 伊朗獨立記者，2009年因領導綠色革命而被伊朗政府拘捕，隨後流亡巴黎。 一月底的巴黎，氣氛陰鬱如畢加索藍色時期的畫作。那個早上，天空如常晦暗，細雨打在巴黎第七大學校園裏的石板路上。乾枯的橡樹散發的，泥土般的氣息，只有在晨暮時分的冷空氣裏依稀可辨。巴黎的冬，灰沉但無雪，我想像我身邊來自伊朗的朋友Mehdi，定必想念千里之外馬什哈德（Mashhad）白茫茫的寒冬。 巴黎比紐約更像個種族大熔爐，我所住的那家旅館旁的超市是塞內加爾黑人開的，對角的那家烤肉店東主是埃及人，還有共和國廣場附近滿街的唐人餐館。像Mehdi一樣滿臉鬍子，黑眼睛黑頭髮的中東人，竟然很容易就融入了法蘭西帝國版圖遺留下來的種族多元之中。在伊朗本為作家、記者的他流亡巴黎四年，依舊不喜歡這裏的公共交通系統，尤其是有十五條線的地鐵和RER火車。「巴士比較好，可以看到巴黎充滿歷史的街道，陽光可以透過窗戶照進來。看到景色在窗外後退，坐在巴士裏的人，至少知道自己在現實世界裏前進着。」我想起德黑蘭每天都人流如鯽的月台，擠得黑壓壓的車廂，還有馬什哈德每半小時一班的地鐵，心底裏覺得巴黎的地鐵還是比較好一點。 二○○九年的綠色革命 二○一一年，一個在突尼西亞本阿魯斯路旁賣水果的青年為抗議城管濫用權力而自焚，突尼西亞隨即爆發茉莉花革命，及後迅速蔓延至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等國，「阿拉伯之春」如同一場暮春難得一見的暴風雨，改變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風景。社交媒體如Twitter和Facebook在這場區域革命裏發揮了不少作用，使得不少國際媒體為這場革命冠上「Twitter革命」之名。但其實第一場真正的社交媒體革命，早在兩年前就已經在伊朗發生。 二○○九年六月，伊朗公布史上最激烈總統選戰的結果，艾哈邁迪內賈德（Mohammad Ahmadinejad）以六成多的絕對優勢連任，而改革派的挑戰者，前總理穆薩維（Mir Hossein Mousavi）則只贏得三成選票，大熱倒灶。一時間選舉舞弊的傳聞不絕，尤其是幾個南部保守派票倉如古城雅斯德（Yazd）竟然錄得超過100%的投票率，更令政府操縱選舉的指控甚囂塵上。憑藉社交媒體之助，兩日後民眾要求重選的「Where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