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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同場加映﹕那道攀越不了的竹籬笆——寶島一村 19.01.2014




【明報專訊】上星期日晚上,終於看了自數年前在台灣上演,即教我期待不已的《寶島一村》。一九四九年中,共軍攻陷上海、南京,國民軍隊撤至台澎金馬群島,有說撤退軍隊最少有六十萬,而加上家眷、黨政官員、警察、國軍支持者等,從大陸撤退者逾一百萬人,軍眷的安置給國民政府造成了重大壓力。所謂眷村,大多是沿用日據時代留下的房舍改建的平房,供暫時安置軍眷之用。這些外省軍眷聚居的區域完整獨立,文化內聚力強,成為了數十年台灣族群問題的一道鮮明強烈的風景線。而《寶島一村》的敘述背景,就是比較簡陋、清貧的陸軍眷村。

我在八十年代中出生於英殖香港,這齣戲刻劃的,分明就是和我幾近毫無關聯的歷史與時代;然而在漆黑劇院裏,我竟莫名其妙的鼻子發酸,幾度暗暗的掉眼淚。完場謝幕後燈火驟亮,才省得自己的感動,其實源自香港上兩代的移民故事。相同的歷史,相異的場景,人類關於流徙與飄零的自嘆,關於家園的期望與想像,畢竟隱隱共通。而原來鄉愁是會流傳下來的文化基因,台灣眷村的後代,和我們這些大陸南來難民的後代,透過重訴在車水馬龍時代刻苦生根的故事,又超越了最主流、最不着地的歷史敘述,將流離時代對於家的想像,一代又一代,流傳下去。

然而在從文化中心回家的路上,幾乎是冥冥中注定的一般——我打開的書,是大陸作家許知遠的新書《抗爭者》。台灣本省民主鬥士施明德對白色恐怖時代的敘述,跟《寶島一村》裏那個戲謔地對待政府壓迫的外省軍眷心態,竟然如同兩個世界。在那個外省菁英掌握幾乎所有權力的年代,白色恐怖的兇暴與黑暗,到底有沒有跨越過眷村的那道籬笆?在劇中,主角老趙的女兒二毛旁白:「外面的事件是真實的,我們村子的都是虛假的」——這句台詞如此篤實地描繪了整個外省族群,尤其是眷村第一代自外於台灣政治改革進程的情况。也許是要在大陸巡迴的關係,《寶島一村》沒有稜角,柔和平順得像一齣台語鄉土劇,然而歷史的碎片仍隱然可尋。

眷村外省人

《寶島一村》中的眷村外省族群,似乎都是依賴故園細碎,如聽平劇,包天津包子,唱去國懷鄉的歌曲,把北京山東上海掛嘴邊,處處幾乎有點刻意的提醒自己「流亡者」的身分。而他們的子弟揚棄這種漂泊者的心態,與台灣一同覺醒,把台灣視作一個國族整體,當中又隔了幾個十年。劇中所呈現的,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高度自給自足的眷村:左鄰右里平實互助,即使家鄉不同,口音各異,甚至互相聽不懂對方的語言,他們流亡人士的身分,依然令他們在無形中形成一個與本省人、原住民不一樣的社群。較為大型的眷村自設學校、市場等基本設施,根本不需向外求索於其他社群。有說眷村有道無形的「竹籬笆」,分隔了受到優待的外省人和受到壓迫的本省、原住民族群,事實不無道理;眷村雖然清貧,但軍眷依賴各種國家扶助,至少可以讓子女上學讀書(台灣在一九六八年方將六年的義務國教延長至九年),也得到一些國家給予榮民的生活補貼,加上在外省政治菁英壟斷朝野的年代,身為「外省人」、「眷村人」,自然是值得驕傲的身分。

《寶島一村》裏屈中恆演的主角本姓楊,在台灣因為要擠進眷村,冒認一個陣亡戰友,自此改了姓趙。同村還有兩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周。有說眷村家庭的生命都有高度的同質性,事實上,比對《寶島一村》與眷村出身的台灣作家朱天心的短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就不難看出同樣的歷史背景在眷村外省人,尤其是眷村第二代身上留下的影響。

眷村第二代的孩子,像劇中趙家的大毛二毛三毛、朱家的大牛大車和周家的周胖一樣,上眷村內的學校,同伴與同學都幾乎是自己的鄰里,打小玩在一塊兒的人。對於本省人的認知,大概也是少得可憐: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裏寫及與幾個學校裏的本省子弟相熟,約去他們的農家做功課,結果驚訝於「她們日常生活水平與自己村子的差距:不愛點燈、採光甚差蓮白日也幽暗的堂屋、與豬圈隔牆的毛坑、有自來水卻都不用都得到井邊打水。她們在曬穀場上以條櫈為桌作功課,她暗自吃驚原來平日和她搶前三名的同學每天是這樣作功課、準備考試的」。到了六年國教完結,外省人子弟被家裏壓力一定要上中學,倒是本省人子弟可以就此終止學業,叫本省孩子既不解又羨慕,然後是長大了才明白,外省人在這片土地上什麼都沒有,唯有繼續讀書成為社會上的精英;而本省孩子總可以幫家裏下田。一九六五年,越戰全面爆發,駐台美軍劇增;女孩子念不來書的,如《寶島一村》的趙家大毛,還有〈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的「潘家二姊」,不是在城市酒館當陪酒女郎,「坐美國大兵的大腿」,就是希望認認真真的交個美軍男友,遠走美國,離開眷村。其他孩子比較會讀書的,不是如周胖般赴美求學,像大牛般在美國捱騾仔望發迹,就是像二毛小毛般去台北打工,跟眷村的連繫只剩逢年過節的團圓。

眷村二代 鄉土意識抬頭

眷村第二代跟他們的父母有着迥然不同的生命。在《寶島一村》裏,唯一有着「大陸」與「台灣」,「姓楊」與「姓趙」雙重身分的,只有主角老趙;他的孩子(當中的男孩名叫「台生」)都不能避免地要在父輩的大中華主義和七十年代台灣「本土文化」覺醒的隙縫中找自己的出路。而且1970年代初台灣外交屢遭挫敗,包括1971年在聯合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美軍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又紛告撤離,使得本省與外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開始覺醒,為八十年代沸沸揚揚的本土化、台灣化運動,奠下了跨省籍的基礎。

教育水平比較高的眷村二代也成為了這種浪潮的一分子,正如劇中趙家二毛在離開眷村後,成為了記者,「結交了不少黨外的朋友」,在鄉土意識抬頭的八十年代,開始嘗試擺脫她「眷村黨」、「國民黨子弟」的污名。然而完全擺脫父輩國民黨情結的影響,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如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所形容的兩難:眷村二代不免厭棄國民黨的腐敗,然而在本省籍的同輩眼中,他們是「喝國民黨稀薄奶水長大的」孩子,跟母語(台語)和自身文化(鄉土意識)被壓制的本省子弟相比,是既得利益階級,自然不能同日而語。省籍身分在民進黨成立後的黨派角力中愈顯激化,這些眷村人仍被視為國民黨的鐵票來源,明明對於國民黨有所不滿,卻又因為出身而耐不住為它辯護,成為了眷村子弟在政治上的窘境。

二代人對故鄉想像的疏離感

在一九七○年代開始抬頭的本土熱潮中,跟隨撤退部隊來台的外省人自是局外人,一九四九年前的台灣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他們的家並不在台灣,而是「在東北松花江上」。「反攻大陸」是國民政府來台初期依然念茲在茲的口號,隨着蔣介石於一九七五年去世,那些「毋忘在莒」、「凱旋回歸」的口號不攻自破,然而如同在《寶島一村》劇中,蔣委員長仙遊的消息傳來,跪在地上呼天搶地,問及回家的承諾怎麼不實現的眷村人,都是那些眷村第一代。他們的孩子早對於從來沒見過的家鄉,只有承襲自父母那些飄渺的故鄉想像的疏離感。

出身眷村的《號外》主編張鐵志看罷此劇,評價說《寶島一村》流於膚淺、綜藝化,許多笑話在一個敏感、易碎卻又嚴肅的歷史背景中,不免顯得份外廉價。事實是,《寶島一村》並不見得對台灣的族群衝突歷史有多少反思,有的只是一些鄰里間推食解衣的溫馨,村口大榕樹下論政的熱鬧,俗氣的關於語言隔閡(如朱家丈夫跟本省籍妻子,用國語夾雜台語吵鬧)的笑話,懷鄉情切的浪漫(各人重聚時齊唱「松花江上」)。作為一齣三小時的舞台劇,或許「寶島一村」對於眷村真實情形的剪裁,為了市場作的犧牲比較多,然而不管用什麼形式去記憶,眷村本身到底是一個值得說的故事,值得重訴的強烈文化意象。製作《寶島一村》的台灣綜藝界天王王偉忠說:「土地要有安全感,眷村的人才會敢於保存文物,敢於說出自己的故事。」相比留在大陸的國民黨老兵,他們那些庭園無驚的幸福與集體回憶,雖然已隨眷村拆卸而湮遠,到底曾經多麼實在。

文 × 陳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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