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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國際視野﹕我們所知道的恐怖主義 05.01.2014




(按:這是一篇關於恐襲的小文,其實還有下集。照片是我今年八月在黎巴嫩的黎波里拍的。一星期後,當地就發生了大型恐襲。)

【明報專訊】在太陽毒烈得把大地烤成焦土的盛夏八月,我在黎巴嫩度過了短促的三個多星期。那不足一個月的日子裏,貝魯特的真主黨總部遭炸彈襲擊,城南一片硝煙,市中心都有軍人戒備。及後才不過兩個星期,北部大城市的黎波里的清真寺亦遭自殺式襲擊,而且是故意選在伊斯蘭教徒上清真寺做禮拜的星期五。在襲擊之前的那個星期五,我才在的黎波里的清真寺乘過涼,靜靜地坐了好一陣子,看一個臉頰紅通通的可愛小男孩跟父親坐在紅地氈上嬉戲。七日之差,電視畫面上的那片頹垣敗瓦,跟我所見過的,彷彿是兩個世界。作為敘利亞的雙生兒,黎巴嫩如同一面鏡子,反映了敘利亞的脆弱;而它自己內部的弱點,也跟敘利亞的派系分歧完全呼應。

過去幾個星期,類似的襲擊接二連三在黎巴嫩發生。上星期貝魯特的恐襲炸死了前總統哈里里(Rafik Hariri)的前副手Mohamad Chatah;而早前伊朗大使館亦遭襲擊,而且襲擊分成兩部分,有些在第一次爆炸後趕往視察傷亡的民眾,逃不過第二次爆炸。我們似乎很習慣閱讀中東的恐襲新聞,彷彿恐怖活動已經是伊斯蘭世界運作邏輯的一部分。不難理解恐怖分子是因為有某些信息要向政府或公眾傳遞,才用了暴力而且公開的方式來獲得注意,但這些恐怖活動真的是內化成了專屬於極端伊斯蘭主義者的教條,還是如法國的阿拉伯世界學者Francois Burgat所言,任何一個歐洲政黨,如果遭受到伊斯蘭世界所遭受到的壓迫,都有可能會訴諸武力——也即是說,恐怖主義是獨立於伊斯蘭極端信仰而生的?

新型自殺式活動顛覆傳統暴力

要證明前者或後者都極端困難。根據著名恐怖主義學者A.P Schmid的定義,綁架、汽車炸彈等活動,在戰爭中都被算作恐怖活動;而恐怖活動跟傳統戰爭的邏輯完全不同,交戰雙方在傳統戰爭中會以限制自己的傷亡,然而在新型的自殺式恐怖活動中,死亡幾乎是完全肯定的,完全顛覆了過往傳統的暴力形式。伊斯蘭教禁止自殺,於是蓋達組織等進行恐怖活動的組織將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定性為「殉道者」,死後是會上天堂的。研究內戰的學者Lisa Hultman的觀察是,只有以民族或宗教號召的戰爭中,比較容易出現自我犧牲的恐怖活動;單單為了政治或經濟上的壓迫或不滿,難以催生較為極端的行為。

恐怖襲擊公開 有高度表演性

恐怖主義最常與伊斯蘭教的「聖戰」(jihad)一字掛鈎,事實上九十年代源自宗教的末世想像與千禧年主義,也許確實加烈了九一一之類的國際性、大規模而且有嚴密組織的恐怖襲擊。然而在九一一與反恐戰爭以後,恐怖活動絕非銷聲匿迹,而是大多被限制在國界以內,例如伊拉克與巴基斯坦都是恐怖活動猖獗至許多地區接近無政府狀態的地方。有很多論者認為恐怖襲擊是沒有組織,也沒有任何策略性可言,而這種論點大多是被「極端」與「激進」這些帶有感情的字眼屏蔽了:如果我們想像恐怖襲擊只是瘋子以隨便殺害他人為樂,或達到某種程度上的精神目標,可能是低估了恐怖襲擊的「實用性」,也錯解了主事者的邏輯。

恐怖襲擊之所以公開,是因為它具有高度表演性的特質。正如香港的社會運動常有應不應該勇武抗爭的爭議,又或是佔領中環的「激進」程度惹起大眾議論時,我們組常忘記,不論是推鐵馬、衝擊警方防線或是甘地式的非暴力中環靜坐,都是一種社會抗爭戲碼(protest repertoire),與恐怖活動有同樣的邏輯,只是程度的不同。

政治恐怖活動未必失敗

如埃及和黎巴嫩這種沒有特定目標的恐襲(indiscriminate terrorist act),通常有幾個目的:第一,令該地區局勢動盪,政府無法有效管治,從而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例如遜尼派聖戰組織在八月襲擊真主黨總部,年底又襲擊一直支持真主黨的伊朗大使館,除了是報復什葉派的真主黨支持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也是為了在國內製造恐慌,增加真主黨維持地區局勢穩定的成本。而事實證明他們是成功的,現時真主黨在國內受遜尼派教徒厭惡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第二,很多左翼的反政府團體,例如南非種族隔離時代,源自非洲人國民大會,由曼德拉領導的「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也進行過許多針對平民,無目標的炸彈襲擊。這種革命型的襲擊旨在喚醒國民正視體制的不公正和壓迫,又或迫使政權參與談判。

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哈馬斯(Hamas)或黎巴嫩真主黨的恐怖活動為例,以色列既有民主的正當性,也有比這些出身游擊的組織精良得多的武器,大眾可能有錯覺是這些政治性的恐怖活動不可能成功——其實絕非事實。1983年真主黨的自殺式炸彈襲擊,成功令美軍法軍撤出黎巴嫩;1985年,又是自殺式襲擊逼使以色列局部撤出黎巴嫩,1995年哈馬斯也逼使以色列從西岸某些地區撤軍。而用恐怖手段逼對方上談判桌的,更是不計其數,塔米爾之虎也是用恐怖手段逼使印度談判。我們當然難以認同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但這種形式的暴力,很多都不過是在國家暴力下催生的產物,正如薩依德認為每個進步的現代政治運動,都會在某個階段訴諸這種恐怖的暴力形式,以求達到目的。早前筆者在《如果曼德拉是英雄,阿拉法特呢?》一文中指出,曼德拉與阿拉法特都曾經通過恐怖活動尋求發放自己的政治理念,然而歷史對二人的評價,暫時仍是判若雲泥。

文 × 陳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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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惡者已經養成行惡的習慣,所以不認為那是惡,反而認為那是一種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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