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刊於 《主場新聞》 也不知道是為甚麼，在香港算是龐大的英美劇迷群中，要找到喜歡「Sherlock」﹑「The Americans」﹑「Newsroom」﹑或「House of Cards」的劇迷都不算難，唯是在美國紅得發紫的喪屍劇種「The Walking Dead」，在香港的觀眾卻相對不算多。十二月初看過The Walking Dead的第四季季中大結局（mid-season finale），卻一直捨不得把影片刪除。偶爾想起，就打開重看，迷失在一片鮮明殷紅的血背後的陰鬱之中。背景那片焦土與蠻荒，魑魅魍魉行走如煉獄的世界，對比人在拆毀與重建中的無力與絕望，重拾希望後又反覆被推翻的虛妄，突然都變得毫不可怕。 微型人類社會進化史 聽過不少人說：The Walking Dead不過是一部由美漫改編的無腦喪屍劇而已。何時流行與深沉﹑認真且耐看的文化，變得如此割裂，使得「喪屍劇」會讓一般英美劇迷一聽就耍手擰頭沒興趣看下去呢？ 事實是，TWD播映至第四季，已隱隱約約是一部人類社會進化史：從第一季與遍地天敵（受病毒感染的人類）的蠻荒拉鋸對抗，初識在新環境中生存，發展至第二季部落形成﹑獨裁的部族領袖出現（主角Rick的「Ricktocracy」），第三季一行人找到廢棄監獄作為長期落腳地，暗喻「國家」概念形成，而且如同《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作者﹑東亞研究學者Benedict Anderson所言，現代國家之興起全賴私產權；而全季其中一個說得最多的字眼正是「supply run」，他們以此形容外出尋找物資返監獄的旅途。而且他們與另一個「國家」「Woodbury」（值得一提，Woodbury的反派領袖綽號是「The Governor」，濃濃的現代政治味道）也發生了一場戰爭。第四季展現了相當明顯的現代性：他們開始從事畜牧農耕。記得著名科普書作者Jared Diamond在著作「The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大崩壞》」）的一開首，就論及是農業帶來了全球病毒傳播；雖然脈絡絕不相同，但這季上半部其中一條主線正是致命的傳染病，現代社會其中一個特徵。 此外監獄社群已發展了類近民主的政體，但這一季之底蘊，還是對於宗教信仰的懷疑，還有在半季大結局中對於舊世界道德的重擊。 尼采說

這個星期香港群情洶湧。一宗對申請綜援居港年期撤限的司法覆核案，佔據了幾乎所有公共討論的版面，不管左翼右翼，都有許多人恍然大悟：原來基本法寫得如此含糊，又有那麼大的闡釋空間；原來八十年代末香港人幾乎無從參與的基本法起草，決定了這城往後最少數十年的命運。 在烽煙漫天時分，讀到南非憲法法院大法官薩克思（Albie Sachs）的自傳式著作《斷臂上的花朵》（The Strange Alchemy of Life and Law），再一次為歷史與國際經驗可堪觀照之處而驚嘆。在許多人高呼全民制憲之時，或許我們有必要潛尋憲法存在的意義與角色，放下無謂的爭論並重新思考：我們要的，是一部怎麼樣的憲法？ 南非法律制度轉型正義 兩星期前曼德拉辭世，南非的漫長反種族主義抗爭歷史，一下子又回到世人的目光裏。曼德拉對於推翻南非白人政權，建立種族共融社會的貢獻難以否定，然而在一片讚歌聲中，還是有人提出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的歷史貢獻幾乎已經到了盡頭，因為在1993年，白人政權倒台後，非國大為了不得罪國內財團，執政路線向新自由主義傾斜，結果底層黑人的生活不見得改善了很多，貧富極度懸殊，堅尼系數高至0.73（香港為0.537）。制度化的種族隔離消失了，現實中的種族分界猶在。 然而讀了《斷臂上的花朵》，卻覺彩虹之國的未來絕非全然悲觀——南非在種族隔離後制訂的憲法，堪稱世上最偉大、最備受尊重的憲法之一。薩克思是非國大的猶太裔白人成員，在白人政府執政期間，曾流亡鄰國莫桑比克；在國際對南非孤立及撤資運動如火如荼的一九八八年，他遭南非政府特工意圖暗殺，被汽車炸彈炸斷其中一條手臂。白人政權倒台，他被曼德拉任命為憲法起草人和憲法法院大法官之一。《斷臂上的花朵》寫於十五年憲法法官生涯之後，是薩克思對於憲法精神與法治的思考，也是他對於政治倫理與人道精神的再次肯定。這些文字，出自一個經歷過流亡、監禁虐待與國家暴力的法官之手，更見正義代價高昂，卻又同時不可揚棄。 南非的「世上最偉大憲法」 在白人政府執政時期，南非依循英式的議會主權制（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即議會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而且議會所制訂的法律是不能被推翻的，法院於是也不能制約國會的立法權力。惡名昭彰的種族隔離政策，就是在這種法律的霸權底下被逐漸建構出來，隨着「集群居住法」﹑「選民權利

生日前的那個星期六，我在母校中大的百萬大道上，聽政政系的老師談他們躁動的青春。火紅的理想總有虛妄與衝動，要沉澱多少時日，才悟得每個庸常的生命，都可以攀越虛無與種種物相的限制，都得以在寂寂天地間立正其身。我忽爾想到，悠久見生成，或許也有這個意思。我也只想這樣而已。 這一年對我而言自是重要而特別的。原來人真的不能離開所想望之地太遠，在暗夜裡，宿命總會隱隱召喚，到了後來，彷彿那些千迴百轉的路，都不過為了把我帶回這個地方罷了。那扇半開的窗，那透進暗室裡溫柔的晨光，那些熟悉的，書本的紙張的氣味，種種意象，都在過去這三百多天，倏忽明朗起來。那些沒有想過會擁有的機會，沒有想過會認識的朋友，在短短一年間突然全部都出現了。唯是如此，更記得我每年都跟自己說的話：謹記自己的初衷。不管走了多遠，永遠謹記活得純粹良善，然後就得以一無所懼。其他的，本來就不屬於我，也不一定要屬於我，對於它所帶來的，只得感激，並且珍惜每個機會，說我要說的話。誰洞悉歷史，誰就會知道每個人都是一個不重要的歷史配角而已。 我想起那個炙熱的六月，那個獨自跑到異鄉的自己。看似偶然的種種，竟然交織成我生命中其中一個最美好的夜晚，我大抵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夜，我在伊朗跟數十萬人一起慶祝公共的，普世的幸福。那一晚，我在慶祝氣氛熾烈的街上採訪拍照，回到旅館天色已將明。回程途上，伊朗朋友的車子在開闊的高速通道上奔馳，晚風把我的頭髮吹亂，一絲一絲的纏在我的臉上脖子上。車裡大家在一夜狂歡後都沉默起來，我轉頭望向車窗外。夜色迷茫，山下鄉郊燈火零落，然而極目遠望，地平線上太陽的微光已經把黑夜盡處的天空薰染成一片美麗的，層層疊疊的藍。我在想，這個國家的命運說不上可以一夕改變，但唯有希望令人有在困境中不斷掙扎的堅韌。那就足夠。我沒有為自己留影記下那個夜晚，也許所有記憶都會隨時間逐漸流逝。但我相信我走過的路，聽過的故事，為他人的幸福與痛苦曾有過的觸動，都會在某一個暗夜裡穿透時日，回至眼前，然後我又有了走下去的勇氣。 如此一年。我又想起沙漠上空那片美麗得叫我默然無語的星空。想起不遠處的苦難，想起生命的偶然，想起命數。那片清明，如同命運的呼召。我知道，我唯一能做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這條路。滄海世界，總會為我見證一切。 二十七歲的最後一天，謹以為記。

（按：星期五晚上才跟編輯說寫這個題，匆匆趕起。我想說的其實是，曼德拉和阿拉法特都不見得是完人，只是世間上所有英雄與狗熊，最後究竟並沒有標準，一切只是[西方]政治話語權的造就。寫得不好，仍請大家多支持分享。） 【明報專訊】曼德拉走了，終年九十五歲。 高山仰止的偉人殞落，舉世同表哀悼，所有媒體的訃文對這位南非自由鬥士都是一片讚歌，電視新聞上重複播着曼德拉出獄時受到的夾道歡迎。案頭上那一本二手的，書脊上折痕纍纍的曼德拉自傳Long Walk to Freedom，就如此被壓縮成三分鐘的新聞畫面，彷彿曼德拉的一生可以用簡單而直白的三個形容詞概括：「奮鬥」、「堅持」、「成功」。曼德拉跟馬丁路德金一樣，在我在書本與名人傳記中初識何謂不公義的童年時代，是我舉目仰望的偉大人物。也許生來有理想主義基因的人，總是特別無法忍受差別與歧視，對於弱勢有着無可救藥的同理心。而今時今日，曼德拉的確跟馬丁路德金一樣，成為了道德感召的代名詞，偉岸的，理想化的，不可觸及的聖人典範。 在對曼德拉的一片歌頌聲中，不少阿拉伯世界的媒體都登出曼德拉跟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合照，認為兩位英雄與鬥士，終於可以一同安息。這當然是阿拉伯媒體獨有的現象，西方媒體至今依然將阿拉法特打為恐怖組織頭目。2004年，阿拉法特因病離開巴勒斯坦，前赴法國治病，終歸客死異鄉。阿拉法特的死因，至今依然備受爭議，巴勒斯坦人至今相信阿拉法特是為以色列所害，事實上也有不少證據證明阿拉法特是被刺殺而死。今年七月瑞士放射性物理研究所Radiophysique指出，阿拉法特死於一種高劑量放射性物質釙-210，而他穿過的內衣上發現的釙-210分量，多得足以殺死20人。 稱阿拉法特是自由鬥士 阿拉法特離世，曼德拉當時發表的悼文如下：「阿拉法特是這個世代其中一個最出色的自由鬥士，終身為巴勒斯坦而戰。我為他和其人民的願望尚未實現而感到傷感。」彼時澳洲總理霍華德說的，卻是「我相信歷史將會嚴厲審判阿拉法特」。在國際社會對阿拉法特的一片鞭撻之聲中，曼德拉是極少數對阿拉法特有正面評價的國家領袖。 同被西方國家標籤恐怖分子 其實不難理解阿拉法特與曼德拉惺惺相惜的情誼——二人皆終身對抗一個種族主義的政權、二人都曾經用過暴力手段對抗壓迫，二人都曾經被標籤為恐怖分子。六十年代，聯合國曾帶頭制裁南

溫和派魯哈尼勝出伊朗總統大選後近半年，伊朗對外關係終於有了突破性發展。上周日，伊朗和美英法俄中德六國（P5+1）在日內瓦的核談判取得達成歷史性成果，伊朗方面將停止5%的濃縮鈾提煉六個月，而美國將會放寬一系列制裁，伊朗被凍結的資金亦會解凍。伊斯蘭革命後逾三十年，今次是美伊第一次就核發展達成協議。 筆者半年前採訪伊朗大選，彼時一般民眾對於前總統內賈德的負面評價，除了來自2009年對綠色革命的血腥鎮壓，還有他對外的好戰強硬態度，為伊朗帶來多項經濟制裁，直接令伊朗貨幣里爾（rial）大幅貶值。以當時所見，只是一個月之差，食品價格可以上漲幾近一倍；通脹率應該比官方公布的40%還要高出許多。魯哈尼在競選時已經表示將改善外交關係，減少制裁和禁運的負面影響。這是他能夠壓倒跟P5+1談判日久，但毫無進展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欽定」人選，首席核談判員賈利利的原因。 他當選了，這次歷史性協議也達成了，然而當中當然有更多國內政治角力的脈絡。核問題的決策權從來不在總統，而在於哈梅內伊。而總統可以有多少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跟最高領袖的關係，這也算是另一類「內交」吧。伊朗的政治「強硬派」（hardliners）其實只是哈梅內伊的傳聲筒，立場比他更強硬的並沒有多少人，亦不見得成得了氣候，而革命衛隊與庫姆的教士群體，大多數都完全根隨哈梅內伊的統戰策略。 魯哈尼所謂「溫和派」的力量正正發揮於此，前任內賈德在任內多次嘗試僭越哈梅內伊的權力範圍，而魯哈尼卻沒有嘗試將功勞個人化，反而處處承認哈梅內伊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日內瓦協議出爐後，根據筆者在伊朗的年輕社運朋友所言，雖然強硬派一如以往批評協議「給伊朗的利益不夠豐厚」，「伊朗對西方讓步太多」，「放寬的制裁並不是最重要的制裁」；然而真正批評以暫時揚棄核子計劃，換取發展資金和緩和制裁帶來的經濟壓力的，幾無一人。這些現象足證哈梅內伊默許這次協議。哈梅內伊實際上是給國內經濟困境推上談判桌，無論他將來是否同意魯哈尼的溫和外交路線，至少這一刻，改善經濟是當務之急，為了維持政權穩定，他不見得會對魯哈尼對美﹑英的親和姿態作出任何制肘。 伊朗明顯不會放棄擁有核武，至少不會願意在國際上答應完全棄核，這跟伊朗在國際上的外交地位有關（一如北韓絕對不會棄核），核發展已經成為了伊朗的「核心價值」，政治人物揚言棄核等同政治自殺，所以伊朗核問題，並不是任何制裁禁運可以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