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星期日生活]開卷看世界:天地閉,賢人隱——《從帝國廢墟中崛起》24.11.2013



(按:這一篇是書看得趕,稿寫得更趕(交稿前兩小時才開始寫),有錯漏請多包涵斧正。)

今年6月底,我從伊朗入境亞美尼亞,同行者中包括一位伊朗老政治學教授。

韓國二手車在蜿蜒顛簸山路上千迴百轉,高原上的冷風打得人臉上發疼。七小時車程後,大小兩座亞拉臘山終於在眼前出現,山頂上白皚皚的積雪讓聖山平添幾分無以攀及的神聖。年近七旬的老教授掩不住激動,向亞拉臘山念了一首詩致敬。他年輕時在印度求學、教書,1979年,正值壯年的他在孟買大學,聞及祖國變天,人民即將起義推翻美國扶立的國王,立刻回國參與革命。革命後伊朗依然專制,教授前半生滿腔熱血,注定付諸東流水。他驚訝來自香港的年輕女孩竟如此熟悉中東歷史,一直殷切的稱呼我為「親愛的小姐」。我們在漫長車程裏,斷續談起伊斯蘭革命﹑拜火教與伊斯蘭教﹑摩薩台與伊朗悲慘的殖民史。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說:

「伊斯蘭革命是幌子,它最後完全背叛了伊朗人。然而伊斯蘭革命前的西化也不過空殼,沒有讓伊朗成為西方一分子。從來沒有什麼所謂中東,我們跟香港人、中國人一樣,是亞洲人。」

不同國度 帝國主義下同憤慨

老教授略顯佝僂的身影,就在我心中如此輕易的,被嵌入了印度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所繪的群象之中。在《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裏,他藉着刻劃3名來自東方文明古國的知識分子的一生,側寫在毫無準備下被推上世界舞台的亞洲,如何在西方列強的帝國擴張下,回應現代思潮對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中國的梁啟超,波斯的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與印度的泰戈爾,當世處境與觀點皆各有不同,卻又在帝國主義的陰影下,有着如出一轍的憤慨、懷疑和掙扎。選擇書寫阿富汗尼與梁啟超,而非更普世、更著名的革命家如孫中山或甘地,也許是米什拉嘗試說明,亞洲的故事並非單一的「崛起」語言所能覆蓋,在動蕩之間有更多的脈絡,在大歷史中有的是看不見的枝椏,被當下所遺忘或忽視,卻又影響深遠。

梁啟超與阿富汗尼的其中一個共通點,在於不為大部分歐美人所認識,跟泰戈爾不同;又在於在現實政治中,皆不算有太多寫得進史冊的建樹——梁啟超與帝制改良派的恩師康有為,在滿清於甲午戰爭敗予日本後,初思改革的1898年,協助光緒帝進行戊戌變法,結果變法力度過於激烈,招致慈禧與保守派不滿,維新不過百日而草草告終;阿富汗尼在波斯期間,波斯國王將煙草銷售特許權授予一名英商,對於全民皆抽煙的波斯事關重大,阿富汗尼四出奔走,遊說什葉派教士反對異教徒染指煙草,當時連波斯國王的後宮嬪妃都響應群眾運動,結果成功迫使國王收回銷售權。然而那不過是當時波斯轉讓給英國人的一系列特權中的一項而已,早於1872年,波斯國王就把鐵路、公路、工廠、水壩等公共設施的經營權,拱手讓予英國路透男爵(路透社創辦人)。煙草銷售權的勝利,不過是波斯完全陷落前的一個小陽春而已。

梁啟超學說論一黨專政

然而這些知識分子的命運,隱喻了亞洲在殖民主義中,在國族主義﹑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潮中的掙扎。梁啟超跟他的後來者不同,他本人一生的信仰,如鐘擺般擺蕩於儒家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之間。早期師從康有為,思想不免受他影響,認為改良的帝制足以救中國,脫不了一身傳統士大夫的味道。在帝國殖民者的侵略當中,他選擇了更大力地擁抱儒家傳統文化,只是以一種修正的觀點重新闡釋儒家思想,使得本來注重一己修養的儒學,能夠包容「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理想。後來又跟隨他的另一恩師嚴復,相信現代國際政治情勢不過是弱肉強食,中國不自強則無以敵天下。到了晚年,得見中國在革命後的分裂亂局,又復歸相信儒學令天下歸一的作用。

阿富汗尼的信仰更為游離,他是什葉派伊斯蘭教徒,為了在「全民皆兵」的阿富汗得到更多支持,一度喬裝為遜尼派教徒;他一度嘗試利用伊斯蘭教,打破許多阿拉伯殖民世界的人,對於「奴隸」宿命之想像,於是鼓吹泛伊斯蘭主義,鼓勵團結對抗外侮。跟梁啟超一樣,他嘗試重新包裝伊斯蘭教,把它解釋成為一個更有行動性的宗教。穆斯林兄弟會正是受他啟發而創立。如今看來,更見歷史如此迂迴,一切的重重疊疊,彷彿只為了模塑今日的世界。

米什拉大膽地將梁啟超、阿富汗尼和泰戈爾的學說,與當世社會連結,嘗試解釋中國發展為上的一黨專政(源自梁啟超訪美後對於西方民主理想的幻滅,以及毛澤東對他的一度推崇)、共產主義席捲亞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革命等。然而他並沒有盲從亞洲「崛起」的修辭,也沒有嘗試為亞洲創造一套可以擊倒舊帝國的語言。「亞洲時代」也許已到來,然而米什拉不得不承認,亞洲如剎不住的火車一般追求經濟發展,或會如西方帝國經濟發展一樣,為世界帶來更多悲劇:「使人追求無休無止經濟成長的那個希望——希望中、印數十億消費者總有一天會過着和歐美人一樣舒適的物質生活——乃是和蓋達組織的夢想一樣荒謬且危險的幻想。」危險在對於全球環境的傷害,還有為追求發展而犧牲窮人的利益,如同今日之印度和中國。

知識分子今處不理智時代

美國如今已取代歐洲成為了單一超級霸權,然而石油繼續成為擴張型經濟的推動力,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手在中東翻起的浪從未止息,這片土地仍是烽火漫天。中國終於實現了一百年前船堅炮利的夢想,然而富起來的代價是禮崩樂壞。大陸作家王小波寫道:「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自文化大革命至今,近代中國,正正是知識分子的煉獄。

《易經》坤卦,曰天地閉,賢人隱。然而上世紀初浮雲蔽日,時局紛亂,尚有知識分子著書立說,有革命家各就所能,無不讓我想起余英時教授十年前刊於中大《二十一世紀》的文章:「中國史上已經歷過多次『天地閉,賢人隱』的遭遇,但都阻止不住下一個『天地變化,草木蕃』時期的降臨。今次也不可能是例外。」理性的樂觀,大抵是知識分子得以在那寂天寞地中逆流而上的憑藉吧。

文 × 陳婉容

編輯 王芷倫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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