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一篇是書看得趕,稿寫得更趕(交稿前兩小時才開始寫),有錯漏請多包涵斧正。) 今年6月底,我從伊朗入境亞美尼亞,同行者中包括一位伊朗老政治學教授。 韓國二手車在蜿蜒顛簸山路上千迴百轉,高原上的冷風打得人臉上發疼。七小時車程後,大小兩座亞拉臘山終於在眼前出現,山頂上白皚皚的積雪讓聖山平添幾分無以攀及的神聖。年近七旬的老教授掩不住激動,向亞拉臘山念了一首詩致敬。他年輕時在印度求學、教書,1979年,正值壯年的他在孟買大學,聞及祖國變天,人民即將起義推翻美國扶立的國王,立刻回國參與革命。革命後伊朗依然專制,教授前半生滿腔熱血,注定付諸東流水。他驚訝來自香港的年輕女孩竟如此熟悉中東歷史,一直殷切的稱呼我為「親愛的小姐」。我們在漫長車程裏,斷續談起伊斯蘭革命﹑拜火教與伊斯蘭教﹑摩薩台與伊朗悲慘的殖民史。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說: 「伊斯蘭革命是幌子,它最後完全背叛了伊朗人。然而伊斯蘭革命前的西化也不過空殼,沒有讓伊朗成為西方一分子。從來沒有什麼所謂中東,我們跟香港人、中國人一樣,是亞洲人。」 不同國度 帝國主義下同憤慨 老教授略顯佝僂的身影,就在我心中如此輕易的,被嵌入了印度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所繪的群象之中。在《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裏,他藉着刻劃3名來自東方文明古國的知識分子的一生,側寫在毫無準備下被推上世界舞台的亞洲,如何在西方列強的帝國擴張下,回應現代思潮對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中國的梁啟超,波斯的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與印度的泰戈爾,當世處境與觀點皆各有不同,卻又在帝國主義的陰影下,有着如出一轍的憤慨、懷疑和掙扎。選擇書寫阿富汗尼與梁啟超,而非更普世、更著名的革命家如孫中山或甘地,也許是米什拉嘗試說明,亞洲的故事並非單一的「崛起」語言所能覆蓋,在動蕩之間有更多的脈絡,在大歷史中有的是看不見的枝椏,被當下所遺忘或忽視,卻又影響深遠。 梁啟超與阿富汗尼的其中一個共通點,在於不為大部分歐美人所認識,跟泰戈爾不同;又在於在現實政治中,皆不算有太多寫得進史冊的建樹——梁啟超與帝制改良派的恩師康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