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按：這一篇是書看得趕，稿寫得更趕（交稿前兩小時才開始寫），有錯漏請多包涵斧正。） 今年6月底，我從伊朗入境亞美尼亞，同行者中包括一位伊朗老政治學教授。 韓國二手車在蜿蜒顛簸山路上千迴百轉，高原上的冷風打得人臉上發疼。七小時車程後，大小兩座亞拉臘山終於在眼前出現，山頂上白皚皚的積雪讓聖山平添幾分無以攀及的神聖。年近七旬的老教授掩不住激動，向亞拉臘山念了一首詩致敬。他年輕時在印度求學、教書，1979年，正值壯年的他在孟買大學，聞及祖國變天，人民即將起義推翻美國扶立的國王，立刻回國參與革命。革命後伊朗依然專制，教授前半生滿腔熱血，注定付諸東流水。他驚訝來自香港的年輕女孩竟如此熟悉中東歷史，一直殷切的稱呼我為「親愛的小姐」。我們在漫長車程裏，斷續談起伊斯蘭革命﹑拜火教與伊斯蘭教﹑摩薩台與伊朗悲慘的殖民史。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說： 「伊斯蘭革命是幌子，它最後完全背叛了伊朗人。然而伊斯蘭革命前的西化也不過空殼，沒有讓伊朗成為西方一分子。從來沒有什麼所謂中東，我們跟香港人、中國人一樣，是亞洲人。」 不同國度 帝國主義下同憤慨 老教授略顯佝僂的身影，就在我心中如此輕易的，被嵌入了印度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所繪的群象之中。在《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裏，他藉着刻劃3名來自東方文明古國的知識分子的一生，側寫在毫無準備下被推上世界舞台的亞洲，如何在西方列強的帝國擴張下，回應現代思潮對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中國的梁啟超，波斯的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與印度的泰戈爾，當世處境與觀點皆各有不同，卻又在帝國主義的陰影下，有着如出一轍的憤慨、懷疑和掙扎。選擇書寫阿富汗尼與梁啟超，而非更普世、更著名的革命家如孫中山或甘地，也許是米什拉嘗試說明，亞洲的故事並非單一的「崛起」語言所能覆蓋，在動蕩之間有更多的脈絡，在大歷史中有的是看不見的枝椏，被當下所遺忘或忽視，卻又影響深遠。 梁啟超與阿富汗尼的其中一個共通點，在於不為大部分歐美人所認識，跟泰戈爾不同；又在於在現實政治中，皆不算有太多寫得進史冊的建樹——梁啟超與帝制改良派的恩師康有為

（按：這篇或許是我在明報寫過的文章中最富娛樂性的了。其實我最喜歡的Superhero是Batman，因為他很有錢（哈哈），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沒有超能力，憑一己意志攀越世間邪惡，成就一切，不是更符合尼采哲學中的「超人」嗎？真正的漫畫迷應該對那些歷史是如數家珍啊，我是自娛娛人，唯有請大家多多包涵 ） 筆者其實從來不算美國漫畫迷。除了小時候在收費電視台上看的蝙蝠俠與X-Men動畫，就是看那些一年幾度的漫畫改編荷李活特技片。大熒幕上的超級英雄，常被左翼批評為大美國主義，尤其是白人主流文化的體現，黑人和拉丁等少數族裔通常只會淪為反派配角，從來沒有擔正的機會。然而Marvel公司日前推出的伊斯蘭教少女超級英雄Ms. Marvel，卻正好體現了漫畫和其電影改編的兩極化：漫畫中的超級英雄世界，比現實中要多元化得多。 接任Ms. Marvel的新超級英雄Kamala Khan，是個住在美國新澤西州的16歲巴基斯坦裔少女，生長於一個傳統的美國伊斯蘭教家庭，擁有伸縮手腳和變形的能力。角色的設定其實相當典型——她有一個相當保守的兄長，一個害怕她會隨美國的價值觀墮落的、穿戴頭巾的母親，還有一位希望她循規蹈矩，將來成為一名醫生的父親。角色原創者說Kamala是個在美國出生成長的少數族裔，注定會在家庭對她的期望，和作為一個進入反叛期的少女心態中掙扎。消息公布後引來不小的騷動，因為Kamala是第一位能夠擔正的伊斯蘭教超級英雄。 英雄文化肯定個人力量 超級英雄漫畫之所以歷久不衰，在電視和互聯網相繼出現之後，依然沒有衰落的迹象，正正是因為漫畫本身的小眾性質，能夠讓它在許多道德與社會議題上，選擇比其他媒體更進步的取向。另一家漫畫界龍頭DC Comics的漫畫《超人》（Superman）創刊於1938年，彼時美國正值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年代，希特勒當年正是《時代雜誌》的Man of the Year，歐洲大陸處於戰爭邊緣，凡此種種皆成為了漫畫黃金時代（三四十年代）超級英雄漫畫的背景。超人漫畫在初期取態已經傾向左翼思想，超人在現實世界中的身分是平平無奇的記者Clark Kent，雖然平凡溫文但一直以揭露富人和政客的骯髒勾當為己任，學者Roger Sabin也認為漫畫所表現的取態，正是羅斯福新政（New Deal）中自由主義式相對均富的理想。 1

陳婉容：說一點歷史　文明大國遊樂場建構史 按：個多月前，我和何雪瑩讀到陶才子刊於蘋果的一篇題為「向野蠻宣戰」的文章，我嬲到手震，她大概也是。本來想立即寫文回應，但因為版面問題和各自俗務纏身拖延幾星期，現在總算了了一件心事。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第一，所謂野蠻，所謂暴力，只是一種將現象與偏見隨意連結起來的文化歧視；第二，文化多元或文化包容，並不是軟弱的同義詞，穿戴罩袍與否，女性主義或自由主義也沒有一刀切的答案。我回應第一點，何雪討論第二點，這一次合作就誕生了。兩篇文章自然可以連結得更好，但我還是很喜歡今次的合作。刊於是日明報。 兩個月前，《紐約時報》刊登了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普立茲獎得主佛里曼（Thomas Friedman）關於敘利亞內戰的評論。佛里曼支持美國軍事介入敘利亞，對於國際社會批評美國軍事行動的動機不純正，他有如下見解：「遜尼派和什葉派自公元七世紀，為了穆罕默德在精神和政治領導上的繼承權，已經干戈不絕，然後你還說不可信的是美國？Really？他們的文明（伊斯蘭文明）完全沒有經宗教改革、民主化、女性主義、資本主義等等進步潮流的洗禮──但有人說信譽破產的是美國。I don’t think so.」 先不說「基督教文明」一樣犯下過無數迫害異教徒，種族滅絕的暴行。佛里曼說得沒錯，中東是塊千瘡百孔的土地，世上最血腥的戰爭、最龐大的難民群體、恐怖活動、極端宗教思想，幾乎都集中在這幅員不過如美國一般大的地方。他為了證明伊斯蘭文明之不足，割走的不是現象，而是歷史脈絡——這種對文化的粗淺定型，一旦和現象有了任何偶然的接軌，就會上升至宏大的理論高度，滋長不可推翻的偏見。正如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所言，理論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偏見不會如現實世界般流動不居，這種誤導性的幻覺，才是真正的邪惡。 伊朗的「民主選舉」 在剛過去的六月，筆者到伊朗採訪大選，彼時匆匆將見聞寫成〈沒有民主的選舉〉一文。將文章題為「沒有民主的選舉」，正是希望回應當時香港的選舉制度討論。今日的伊朗，被民主理論大師Larry Diamond界定為競爭性威權政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在中東與也門和黎巴嫩同列，理論上是中東地區相對較為民主的政治體系。伊朗表面上有民主選舉，但制度百孔千瘡：候選人經過什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