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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星期日生活]民主路長﹕埃及政變——不斷重複的廣場革命 7.7.2013



[按:在旅途中寫了埃及,刊於今日的明報星期日生活。因為人在途上懶懶閒,交稿前才寫到天光幾乎神智不清,自己都不敢再看。

一場茉莉花革命後,埃及從威權政府過渡到民主政體,然而當中困難重重,這場二次革命是埃及廣場政治狂熱然而公民社會還不成熟的體現。我個人不認為穆斯林兄弟會值得同情,然而如果埃及民眾對民主的理解永遠停留在「得廣場得一切」,恐怕永遠都無法建立可持續的民主政制。香港近日也有佔中行動在蘊釀,我想商討日的用意,就是達致一定的「後革命」共識,讓民主得以鞏固吧。自覺寫得不好,希望我想說的表達得到就足夠。]

【明報專訊】我們都知道歷史總是不斷重演,只是誰會想到來得那麼快。

埃及有句諺語——Repetition teaches even a donkey。驢子在阿拉伯世界是愚鈍的象徵,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即使是一頭蠢驢,只要重複做也就學會。而埃及學會並不斷重複的,似乎是廣場革命。兩年前,茉莉花革命浪潮從阿爾及利亞蔓延至整個北非和中東地區,埃及群眾成功推翻了「最後的法老」前總統穆巴拉克;這年盛夏,開羅解放廣場上同樣遍地紅白黑三色的旗海,埃及人在同一地點如樣搖旗吶喊,要把穆巴拉克三十年威權統治後的第一位民選總統穆爾西攆下台。一切都似是排練好的演出:埃及軍方的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以凌駕一切的姿態介入,在最後通牒時限過後罷黜穆爾西,宣布終止新憲法,成立由憲法法院領導的過渡政府。每年大額資助埃及軍隊的美國也配合演出,對「coup(政變)」一字絕口不提,對埃及人民揭竿起義表示欣賞。

穆爾西坐了總統之位僅一年又三天,縱然有威權統治傾向兼且能力不足的他未必值得同情,然而埃及在威權體制統治下逾六十年的掙扎,在一場挾群情而生的軍事政變後似乎化諸烏有,軍方又向穆爾西的支持者開槍並搜捕穆斯林兄弟會成員,種種皆叫人懷疑埃及群眾的集體選擇:他們想要民主,結果卻似乎失去了民主,把軍事統治的陰霾帶回埃及的土地上。在歷史的永劫回歸之中,埃及人民得到了什麼?

威權體制的衰落與公民覺醒

在茉莉花革命以前,埃及的威權體制就有所動搖,而穆巴拉克成為最後的法老,其實在他上台以前已露端倪。穆斯林兄弟會的崛起與埃及憲政民主的掙扎,要由穆巴拉克的前任薩達特(Anwar Sadat)的「糾偏運動」談起。在從以色列手中收復油藏豐富的西奈半島後,薩達特在1974年頒布「十月文件」(October Working Paper),撤銷前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治下所有與外抗衡的偏激經濟措施,釋放政治犯,撤銷新聞審查,廢除一黨專政,目的是令埃及逐步成為開放的憲政民主國家。兄弟會在此時名義上仍是非法組織,但卻開始有民主參與,甚至獲准出版黨報。然而在相對自由的政治氣候中,伊斯蘭激進派同時崛起,兄弟會當中的激進派系在埃及與以色列簽訂和約後刺殺了薩達特。繼任的穆巴拉克上台後隨即宣布國家實施緊急狀態法,結社集會等公民自由被限制,警權無限擴張,以至可以毋須經司法程序拘捕公民並送交軍事法庭審理。緊急狀態法至茉莉花革命後才正式廢除,是史上實施最長的戒嚴令。

穆巴拉克重新實行一黨專政,修改憲法容許總統無限次連任,威權體制以更強硬的姿態重臨。但薩達特的糾偏政策還是在無聲之中鬆掉了威權統治的螺絲。穆巴拉克上台後繼續實行經濟自由化,在數十年的發展中擴大了私人領域,也壯大了一群中產階級,要求公民自由與政治參與的聲音日隆。同時議會選舉也成為了這些新階級固定的政治參與機會,新舊力量此消彼長,埃及的民主化已非薩達特時代由上而下的,缺乏民間迴響與有機脈絡的政策口號,而是潛伏於威權統治下的主流民情。茉莉花革命就是這種民情的爆發。

換湯不換藥的後革命時代

弱勢威權主義遇上革命隨而瓦解是自然過程,而在茉莉花革命浪潮中,被推翻威權體制國家的模式皆大致相同:從殖民時代終結始屹立的威權統治、坐擁大權的軍隊、重心向外的經濟體系與議會政治殘存的痕跡。然而茉莉花革命代表的雖是民眾的覺醒,是威權體制自身的衰落,卻未必是民主派的壯大。埃及的示威有一個非常危險的表面事實:廣場上的民眾以民主為名,要求坐擁超然權力六十年的軍方罷免一個民選總統。就此,美國國際事務學者Samer Shehata指出,許多反對陣營裏的人對民主的理解是膚淺的。他們是不相信真正民主的自由派,雖篤信少數權利、個人與公民自由;但出於對伊斯蘭政黨的厭惡,寧可軍隊挾民意發動政變,也要逼一個民選總統下台。

兩年前開羅解放廣場上群情洶湧,然而當中的民主派系其實流於鬆散短視,對民主的理解僅為集會與示威,缺乏長遠在民主體制中的執政準備。埃及的Revolutionary Youth(革命青年)是茉莉花革命時廣場上的指揮,有龐大的網絡動員能力,然而卻沒有把握機會建立政治勢力,在革命成功後被迅速邊緣化。在去年的選舉中,兄弟會穆爾西以僅過半數的選票勝出,第二位是穆巴拉克的最後一任總理沙菲克,而年輕的社運界候選人只獲1%選票。穆爾西雖然曾經嘗試整飭軍隊,一度擁治國實權的武裝部隊總司令坦塔維(Hussein Tantawi)亦被迫退下政壇,但結果只是讓軍隊年輕一代提早接棒,軍方勢力根本未受打擊。一場革命無法消除建制裏的舊有勢力,達至平等與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新勢力自然只能永遠留守廣場。埃及民眾二度重返解放廣場的原因,其實仍與兩年前一樣,是對於缺乏政治參與途徑的控訴。

廣場政治與公民社會

茉莉花革命之後,廣場政治似乎大舉復興,從伊斯坦堡的塔克西姆廣場到開羅解放廣場,大型集會與長時間的留守成為了民眾不滿的出口。然而群眾運動的浪漫卻不代表堅實的社會願景,廣場的革命情緒對於鞏固民主制度未必有作用,甚至可能會令社會深陷民粹主義的困局,造成政權的不斷更迭。從得槍杆子得天下,到得廣場得天下,二者性質或有不同,但離成熟的民主一樣遙遠。

威權體制轉型期間的最大問題,是革命後雖建立了名義上的民主選舉制度,然而候選人都只會利用民眾對於前政權的厭惡贏取信任,在選戰中誇誇其談,許下無從實現的承諾;選舉後因國家最重要的機器仍受舊勢力如軍隊控制而交不出政績,受群眾壓力黯然下台。埃及的後革命時代完全複製了這種模式。穆爾西固然不值得同情,然而若軍隊乘勢重新坐大,埃及民眾其實是將兩年前的成果推倒重來,打開大門容許威權主義重臨。

無人不希望埃及的這場亂局只是民主的陣痛,然而這種失序的狀態,即使不演變為如同敘利亞的境內武裝衝突,恐怕也會令重新選舉更加困難。永遠的廣場起義只會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轍的法老,從廣場政治到公民社會的轉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後要學懂跨越的鴻溝。

文 陳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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