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main content

佔領中環--抗爭模式的破格想像



平常頗為低調的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早前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指出要北京給予港人普選幾近天方夜譚,必須動用更大殺傷力武器──佔領中環:「行動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文章列點解釋佔領的手法﹑時機和程序,儼如一本抗爭手冊。日前戴教授接受《香港獨立媒體》採訪,表示激越的行動才會暴露制度的荒謬;而他本人作為法律學者,亦認同公民抗命的權力應凌駕不公義的法例,「守法只會成為不公義的助力而已」。

香港迄今最接近《公》文中所描述的模式的社會運動,肯定是我們在數月前才見證過的反國民教育運動。議題清晰、參與人數眾多且覆蓋階層廣泛、公眾形象健康的意見領袖學民思潮、公共空間的持續性佔領、體現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可能……端視反國教大聯盟的組成,留守時期的公民參與(執垃圾、分享物資等)與宣佈撤離後大聯盟一眾成員在公民廣場向群眾解釋撤離的原因並接受質詢,或許可以說運動甚至體現了某種程度的參與式民主,開創了新的群眾運動體系。

以往香港的社會運動最為人所垢病之處,正正是每年千篇一律的抗爭戲碼(protest repertoire)──支持更激烈抗爭的人普遍認為元旦與七一遊行已經被高度制度化,例牌程度堪稱「春秋二祭」;而且除了零三和零四七一因經濟和沙士因素催化而聚集到龐大人群,最終達致某些政治目的,平靜規矩守法的遊行已經無法達成重大的社會變革。及後五區公投的民間迴響亦遠遜泛民預期。

自二零零九年反高鐵運動始,社運中的肢體衝擊比以往頻繁,抗爭模式趨向多元化(如赤腳苦行),留守亦成為遊行後必備節目,但還是擺脫不了由幾個社運明星去衝擊警方防線,繼而被捕,而議案繼續無驚無險通過的印象。所以在香港公民社會經歷反國教運動空前的成功後,戴耀廷的這份「佔領中環」抗爭建議書即使來自學院派法律界人士,也算合情合理。

如果將社會運動普遍缺乏群眾號召力的問題,動輒歸咎於幾乎是民族標籤式的「我討厭政治」的港式潔癖,或許是低估了香港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也是不相信民眾意向改變的可能性。然而,普選議題在香港討論多年,雖然許多民調都顯示有至少約六、七成市民支持,社運界動員這六成市民參與遊行已經困難,更遑論要他們留守或持續佔領。

普選或民主是即使建制派亦不敢公然否定的普世價值,但說到底,這些價值仍是政治價值而非日常人際間的道德價值,在中國人社會的動員力有所限制。戴耀廷文中提及的甘地反大英帝國主義運動,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權運動,甚至香港反國教運動之空前成功,都得歸因於道德感召。國民教育之成功跟它的道德號召本身就頗有關係──首先直接關乎天真無邪在學孩童,引起社會普遍保護意識;其次反國教運動宣傳有方,領軍者都是社運「素人」,以普通父母和學生的身份介入議題;幾乎所有宣傳都著墨於政府向孩子講大話,有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才容易引起社會大眾的認同感,致使許多本對政治抗爭抱有懷疑態度的人,都認同佔領公民廣場這「違法」行為。

然而能否假定當日佔領政總的十二萬人都會參與佔領中環?恐怕未必。普選或民主雖有道德意識,但更是一種有遠見且謹慎的政治妥協,與其說是一種道德必然性,倒不如說是理性選擇的制度規範。普選傳統上是中產或精英階級議題,正因為它缺乏了跨階層道德號召力。國民教育是壓下來的斧頭,莫能不避;而爭取普選不過是在樑上雕花,有了敢情好,但到底是positive rights,要叫人為它甘願犯法,必得借助其他道德感召力量。

戴耀廷多次強調「非暴力」的重要性,除了因為香港人需要秩序來滿足和平理性的想像,以及避免暴力行為或肢體衝撞予以執法者清場的口實,正正是因為要站穩道德高地,以免運動的正當性被抹除。社會運動具有高度表演性,參與者在佔領期間的行為將透過媒體傳達予群眾,是以將運動所爭取或描畫的社會願景,若展現在運動的進行方式裡,會帶來一種示範效果。這也是所謂的預兆式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或甘地所言「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兩年前席捲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亦可作借鑑。運動一開始時,人們對它期望甚殷,因為它引進了一種近乎於烏托邦的水平參與模式,強調運動沒有發言人,沒有階級之分,百花齊放而且是非暴力的快樂抗爭。然而隨著佔領活動進行日久,其訴求之紛陳逐漸分散了運動原來的焦點,力量被大大削弱,最終走向衰敗。示威者聲稱要塑造一個「屬於99%的世界」,然而那個世界的願景並不確實,運動所批判的金融政策或霸權亦跟群眾距離太過遙遠,難以組成有力深入各階層的論述。

及後佔領者將佔領行動降格成為「民主實驗」而非希望帶來實質改變的社會運動,在佔領期間大辦嘉年華會和各種討論會,講有機農業、生態保護和人權等和金融霸權等沒有明顯關連的議題,最終令運動的生命加速耗盡。雖說運動對公民社會溝通和整合有促進作用,但就其目的而言的確難言果效。運動搬到香港更是門庭冷落,金融霸權議題在知識份子圈中或許引起過不少漣漪,對市民大眾卻是無痛無癢,運動者的解釋亦多淪為口號。若要佔領行動令香港變天,必須等待議題成熟,時機準確,有讓運動一舉成功的準備,而非把佔領當成公民社會實驗。這也是《公》文中所言「政治震撼力」之所在。

戴耀廷教授的文章雖然論點看來也許並非創新,但其意義來自文章在香港公民社會脈絡中的位置──如果連一向被視為保守民主派的法律學者都呼籲公民抗命,嘗試打破香港人貧乏的社會運動想像,香港的臨界點,或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遠。明天就佔領中環也許還算是春秋大夢,但我從來相信香港人會有被迫走上街頭,以癱瘓政府或經濟運作來表達政治訴求的一天。

爭取民主必然得付出血汗,全世界的歷史無一不印證此顯淺道理:我們看對岸台灣人可以一人一票選總統無不羨慕,驚訝中國人的土地上竟有民主所需的養份,卻忘記台灣自二二八至美麗島的白色恐怖時代,忘記幾多青年志士曾在白色恐怖時期在綠島坐國民黨的政治獄;我們看南韓的民主選舉剛出產了一位女總統,卻不知這位女總統之父正是南韓獨裁者朴正熙,而朴氏遇弒後不久即發生了悲壯的光州民主運動,當時軍權在握的全斗煥下令鎮壓,但韓國由始邁上爭取民主之途,如此三十多年。香港的既有條件已比台灣或南韓優厚,殖民地歷史究竟還是給香港遺留了法治,而香港亦沒有台灣的族群矛盾。在香港爭取民主的成本遠不及台韓,成功與否,端乎決心。

可以令香港變天的佔領運動,不但需要公民社會團結靜待時機,也需要網上打嘴炮的鍵盤戰士們不再樂於當free-rider,依賴幾個社運明星留守衝擊被捕,然後在網上大放厥詞,抱怨這些也有父母兄弟甚至兒女的人不作更激越的抗爭。與其抱怨他人爭取不力,不如自行走出家門守住街頭,畢竟爭取一個社會的幸福的責任,不應該落在寥寥數個先行者肩上。自由民主若是共同幸福,爭取的過程也定當是共業。


Comments

Popular posts from this blog

沉默的抵抗-寫在巴勒斯坦入聯之後

Source: White House: No plans to withdraw Palestinian aid after UN vote 主場新聞:沉默的抵抗:寫在巴勒斯坦入聯之後 好夢由來最易醒。看投票影片在電視上重播數十次後,對於巴勒斯坦這場難得外交勝仗的感動逐漸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在眼前緩緩鋪展的現實畫面;所謂公義得彰顯即使不是天真無知,都是陳義過高。慶祝過後的巴勒斯坦地區仍然在以色列的佔領下,隔離巴人與他們世代耕種的土地的高牆依然屹立。紙上的勝利像一劑叫人無比亢奮的迷幻藥,但刻下仍然是槍炮﹑病毒與鋼鐵的世界,巴勒斯坦人不會從此獲得一國公民的保護與尊嚴;四散漂泊的巴人不會因此獲得回歸母土的權利。以色列立時宣佈增建三千多間非法殖民住屋。 卻是不由自主的找回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最後一片天空消失之後的巴勒斯坦》來重讀。這些年來一直反芻著書中一句:「寧取前途未卜的世俗成份,莫取直截了當的神聖救贖」。數年前初讀的撼動難以言說。六十五年無根無籍的失所飄零,在民族尊嚴的不可觸下,凡俗種種孕育了更難以屈折的希望。巴勒斯坦地區的出生率一直遠較以色列高,加沙人口幾乎處於爆炸狀態,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近一百七十萬人,在斷水斷糧的狀態下還依然高踞世界人口增長率第七位。在世上最大型的露天監獄,人們還是過著平常生活,男人和青年們在加沙海岸捕魚沖浪,婦女搓中東 pita 包子;從微小處可見與土地數百年難解的連結。也許巴勒斯坦人很清楚:既然鍚安主義者要把他們往死裡打,生存就是最好的還擊辦法。卑微如螻蟻但永遠不會被徹底消滅,活著就是最有力的抵抗。相比訴諸上帝,滿嘴聖經與「賜予」的錫安主義者,他們活得更像一個人。 以色列早知在美國沒有否決權下巴勒斯坦必然在聯合國取得大比數支持,刻意淡化巴勒斯坦由「觀察員實體」升格為「觀察員國」的重要性,只道是「微不足道」的變化;另一邊廂卻在會上大肆譴責巴解不尊重奧斯陸協議,跳過和談私自尋求立國,破壞和平進程。如此氣急敗壞,叫人想起八十年代經歷國際社會大舉撤資,仍不肯就範的南非白人政權。以色列一直以中東民主國家自居,以此維持文明﹑西化形象,掩飾其對於「野蠻」﹑「東方」的巴勒斯坦人的制度暴力。但以色列國會卻在去年十一月國會通過了一條「反杯葛議案」 , 容許以色列公民以民事訴訟方式,控告任何響應國際杯葛﹑撤資及制裁(

譯文:訪問賴特(Erik Olin Wright):階級為何重要?

按:此文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紀念Erik Olin Wright系列之七,也是最後一篇。再次感謝文庫編輯幫忙校對。這篇不好翻譯,因為名詞很多,但同時很好翻譯,因邏輯非常清楚。單是翻譯也還是從Erik身上獲益甚豐,真好。 原文: Why Class Matters 翻譯:陳婉容(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博士研究生) 賴特(Erik Olin Wright)作為一個認真的激進學者,在1970年代「墮入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選擇。 然而,到了1990年代,馬克思主義退潮至學術界邊緣位置,已難說是理所當然的選擇。賴特從未他顧。他視馬克思主義為一組獨特問題,以及回應這些問題的概念框架,而非一堆死板理念或一套特殊的方法論。由此,他開始重建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 賴特的馬克思主義是正規社會科學,但引領其步伐的,卻是對社會主義的追求。 在四十餘年間,賴特將心力投放於馬克思傳統的兩個核心部份:階級與社會轉型戰略。賴特新作《理解階級》(Understanding Class)(譯註:於2015年出版)對階級的處理方法,直接挑戰了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史坦丁(Guy Standing)等學者。電子書《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譯註:全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民主經濟的提案》(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Proposals for a Democratic Economy),於2016年出版)紀錄了他和漢內爾(Robin Hahnel)間的辯論,賴特並表明了近年對社會主義可能性的想法。 最近賴特(下稱EOW)訪問澳洲,並在期間接受了《雅各賓》編輯Mike Beggs(下稱MB )的訪問。訪問內容廣泛,他們從韋伯﹑馬克思談到市場,以及賴特對於左翼戰略的看法。 MB 不如先談談為甚麼階級重要的問題。葛魯斯基(David Grusky)曾直言,從宏觀觀點而言,「階級」只是學術建構的產物。你如何回應? EOW 我不認同階級缺乏現實基礎的主張。對於「『階級』概念是否具現實基礎 」這問題,我認為答案是:這個概念有否辨別出那些對人類生活產生因果作用力的現實機制,而不管人作為行動者是否注意到由這些現實機制而劃出的因果作用力或法律範疇的界限。 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出,從生產

「Rock n' Roll」:馬克思與愛的條件

看了英國劇作家Tom Stoppard「Rock n' Roll」的劇本,裡面有個主要角色叫Max Marrow,是個劍橋學者,與俄國十月革命同年出生,畢生信仰馬克思主義 (Ma(r)x...),相信唯物史觀,覺得個體是理性的經濟動物,個體與生產資料的關係決定了人的本質,而人類的所謂意識說到底源於物質,亦次於物質。其妻Eleanor是一位古典學學者,專長是研究古希臘文學,時時請學生來家裡跟她討論。故事開始時(1968年)她是已失去一邊乳房的乳癌康復者。 Act 1 最後一場戲,Eleanor的女博士生來家裡找她討論古希臘女詩人Sappho關於愛的作品,(明顯對美女博士生產生興趣的)Max坐在一邊旁聽。當時Eleanor癌症已復發。Eleanor與博士生討論Sappho形容的愛到底是生理反應,還是獨立於身體以外的,對於「愛」的心理認知。Eleanor說,明明人類一早就知道如何形容愛了——「Eros」——只是現在人們又用「libido」去形容同樣的現象。女博士生認同。馬克思主義者Max在一邊強烈反對:人類之間不存在所謂愛,有的只是大腦皮質神經元的激烈運作而已。三人為此爭辯了一陣。最後女博士生(有點挑逗地)送給Max一本書:《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 Eleanor看在眼裡。趁Max離開房間,她跟女博士生說:「在我死之前,你都不要妄想跟我丈夫上床。」女博士生含淚離開。Max回到房間,仍繼續滔滔不絕地講他的唯物理論。Eleanor終崩潰大哭(以下為大意,書放在office了):「我的身體已經被切割得支離破碎,我失去了一邊乳房,子宮,甚至腦組織,我正在逐漸步向死亡,但我還是我,我的思想還在,你所謂的不靠物質就不能存在的心靈還在。假如你不在我的葬禮上流真的眼淚,你也不要將你的廢話帶來,I want your grieving soul or nothing。」 這場戲是故事的高潮(只是一場對話但就是高潮了,這套基本上是一群知識份子的聊天戲),發生在全劇中間位置。Stoppard對於馬克思哲學的批評也不是新鮮的。本身極其欣賞馬克思的韋伯對前者的批評就一語中的。他大意是說,馬克思主義將人視為純粹理性的經濟動物,雖然他提出的是從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的理論,但他對人的理解和資本主義的假設根本相去不遠。事實是人就是有那麼多不同的動機,生命本身是如此多元,所以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