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抗爭模式的破格想像

平常頗為低調的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早前在《信報》發表《 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 》一文,指出要北京給予港人普選幾近天方夜譚,必須動用更大殺傷力武器──佔領中環:「行動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文章列點解釋佔領的手法﹑時機和程序,儼如一本抗爭手冊。 日前戴教授接受《香港獨立媒體》採訪 ,表示激越的行動才會暴露制度的荒謬;而他本人作為法律學者,亦認同公民抗命的權力應凌駕不公義的法例,「守法只會成為不公義的助力而已」。 香港迄今最接近《公》文中所描述的模式的社會運動,肯定是我們在數月前才見證過的反國民教育運動。議題清晰、參與人數眾多且覆蓋階層廣泛、公眾形象健康的意見領袖學民思潮、公共空間的持續性佔領、體現非暴力公民抗命的可能……端視反國教大聯盟的組成,留守時期的公民參與(執垃圾、分享物資等)與宣佈撤離後大聯盟一眾成員在公民廣場向群眾解釋撤離的原因並接受質詢,或許可以說運動甚至體現了某種程度的參與式民主,開創了新的群眾運動體系。 以往香港的社會運動最為人所垢病之處,正正是每年千篇一律的抗爭戲碼(protest repertoire)──支持更激烈抗爭的人普遍認為元旦與七一遊行已經被高度制度化,例牌程度堪稱「春秋二祭」;而且除了零三和零四七一因經濟和沙士因素催化而聚集到龐大人群,最終達致某些政治目的,平靜規矩守法的遊行已經無法達成重大的社會變革。及後五區公投的民間迴響亦遠遜泛民預期。 自二零零九年反高鐵運動始,社運中的肢體衝擊比以往頻繁,抗爭模式趨向多元化(如赤腳苦行),留守亦成為遊行後必備節目,但還是擺脫不了由幾個社運明星去衝擊警方防線,繼而被捕,而議案繼續無驚無險通過的印象。所以在香港公民社會經歷反國教運動空前的成功後,戴耀廷的這份「佔領中環」抗爭建議書即使來自學院派法律界人士,也算合情合理。 如果將社會運動普遍缺乏群眾號召力的問題,動輒歸咎於幾乎是民族標籤式的「我討厭政治」的港式潔癖,或許是低估了香港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也是不相信民眾意向改變的可能性。然而,普選議題在香港討論多年,雖然許多民調都顯示有至少約六、七成市民支持,社運界動員這六成市民參與遊行已經困難,更遑論要他們留守或持續佔領。 普選或民主是即使建制派亦不敢公然否定的普世價值,但說到底,這些價值仍是政治價值而非日常人際間的道德價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