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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上,短暫停留的雪



我在德黑蘭的小旅館裡,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的風扇疲倦地轉動。扇葉搖晃著,發出吱吱的聲音,看似快要掉下來。它反正搧不出一絲涼風。

街上尚有疏落的車聲,還有伊朗青年在暗巷裡吵鬧調笑的聲音。離開伊朗的班機凌晨五時起飛,我打算就這樣不眠,等待。

我從不曾感到如此孤獨,而我以為這是我所渴求的。時間在床上緩緩爬過,回家的路漸趨澄澈,鋪在眼前。我總是告訴伊朗人我來自香港,那個幾乎帶著傳奇色彩的東方大都會,自由的富足的城市。它在等著我,或沒有在等著我。但我的往事永遠留守在那裡,所以我被召喚回去。

行前我曾在自己的博客裡寫:伊朗和古巴,是我最嚮往的兩個國度。我總是把它們想像為,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從不信美藉日裔學者福山所言,歷史在冷戰後已經終結。

於是,我背著沉甸甸的背包,站在一個有點精英的角度,在氣溫高達四十度的五月底,獨個兒來到伊朗。所有設定皆有點矯情,我彷彿演著屬於我一個人的滑稽肥皂劇。而我竟幾乎預設了自己將見到甚麼,預設了一個為伊朗平反的位置,是小資的浪漫想像。我以為我會找到所謂的另一個可能性。但我又如何否定那表象:擠擁﹑貧窮﹑腐敗﹑保守﹑積鬱難解。一個又一個的伊朗人告訴我:我願意離開,永遠不再回來。

他們的掙扎如此真實,不過為了生。

一切讓我想起蘇珊桑塔格的「旁觀他人之痛苦」。在這片土地的萬里以外,我建構了我一人的伊朗。我以為,我站在主流媒體的修辭以外,站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抹黑以外。我把他人的痛苦,視作自己浪漫想像的,某一種成全。在遠方,我們一直在消費他人的悲哀,對於伊朗人切膚的傷痛,我縱感到同情,但畢竟永不能觸及那種關乎生命的深度,所以那種同情,甚或慈悲,不免廉價。

六月的伊朗,頭上永遠是一片毒辣的太陽。我彷彿走過了一趟生命的旅程,時日過去,腳步愈趨沉重,身體愈發蒼老。然而在這片土地上,我不過是個過客。十多個小時的機程以後,我會回到我的家。熟悉的床,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政治辯論。然而我明白,我們的命運,這個世界的命運,早已緊緊相扣,只是我們毫不自知。

人世間的追尋,殊途同歸。

途上,我心念念的,是波斯詩人Omar Khayyam的詩。

The Worldly Hope men set their Hearts upon
Turns Ashes-or it prospers; and anon,
Like Snow upon the Desert's dusty Face,
Lighting a little hour or two-is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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